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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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生日派对而提早收工了。一张木桌上放着很多饮料，还有很多用花纸包着的礼物。几次闪光灯之后，留下了这难忘的瞬间。

这个城市里的其他的报纸和广播台的记者都来了，对此我感到非常荣幸：新保守主义的《普任萨报》（La Prensa）；新自由主义的《埃拉尔多报》（El Heraldo）；日渐衰弱的小报《国家报》（El Nacional），这家报纸经常用连载的艳情故事来缓解社会矛盾。众多读者，我们这些不同阵营的同行聚在一起你们不用感到丝毫的惊讶，在一切为了城市的目标的指引下，我们媒体一般都与军队保持良好的关系，但是政府却经常分裂我们，引起媒体大战。

新闻检察官堂-赫罗尼莫-奥尔特加也来了（don Jerónimo Ortega），尽管这不是他的上班时间。我们经常称之为“九点钟的讨厌鬼”，因为他经常带着那“血淋淋”的铅笔准时甚至是踩着点地在九点钟到达，然后一直呆到确认第二天出版的页面中没有该受惩罚的字句后才离开。他是我的老对头，可能是因为我语法上的自负，也可能因为我经常使用没有引号、没有斜体等特殊标记的意大利语单词，因为有时候我觉得意大利语的单词比西班牙语能更好的表达出我的想法，而且就应像在泰语（lenguas siamesas，暹罗语）中用他国单词一样合

法合理。忍了四年之后，他就像我们心中的恶念似的，这才使得我们接受了他。

秘书们携着一个大大的蛋糕进来，上面插着九十根正燃烧的生日蜡烛，也是我第一次真正面对着我年岁的数字。他们唱起了生日祝福歌，我为此留下了感动的泪水，我还不知不觉的想到了那个小女孩。这不是怨恨的一击，而是对我不希望重新记起的那个女孩的一次迟到的补偿。思念断后，有一个同事把蛋糕刀递给到我手上，然后我就切了蛋糕。因为我宁愿选择自杀也不愿回答问题，可能是害怕大家的取笑，没人愿意第一个出来发言。之后，编辑部的主管冷冰冰地提醒我们该结束了，硬生生地把我们拉回到了严酷的现实中，另外我一向对这人没什么好感。他说：“才华横溢的耄耋老人，你的专栏文稿呢？”

事实是我整个下午一直思考这事，它就像口袋中的炭火一般严酷地烤着我，但激动也重重地刺激了我，以至于我没有勇气提出我的辞呈，因为这会严重破坏这次生日庆祝会的气氛。我说：“这一次，我没有写。”这个不可思议的失误从上个世纪起一直困扰着编辑主管。我继续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