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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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住在弗莱兹路尽头那边的房子时，母亲还没学会开车以前，我们经常走路进城。城就是指诸伯利，在一英里外。她锁门时，我要跑到大门口，看路的两边，确保没有人过来。那条路上除了邮差和班尼叔叔还会有谁呢？我摇摇头，她就会把钥匙藏在阳台的第二根柱子下，木头已经腐烂了，露出一个小洞。她认为会有盗贼。

我们背后是格兰诺兹沼泽，瓦瓦那什河，还有远处的山，都空荡荡的只有树木，不是出于地理知识缺乏，有时我觉得那就是世界的尽头。我们就是沿着最多两道车辙宽的弗莱兹路，来到了这个尽头，路中间长着茂盛的车前草和繁缕。我总是想着盗贼的事情。我想象他们只有黑白两色，忧郁专注的脸，专业的服装。我想象他们在不远处等待着，比如沼泽旁长着蕨类的湿软的野地，等待着，对我们的房子和里面的一切一清二楚。他们知道涂金的蝴蝶手柄的杯子；我的珊瑚项链，我觉得很难看还扎人，别人却说很有价值，因为是父亲的姑妈海伦环游世界时从澳大利亚寄来的；结婚前父亲买给母亲的一条银手镯；一只有日本图案的黑碗，看起来很宁静，是结婚礼物；母亲白中带绿的拉奥孔墨水池（镶在桌上），是高中毕业成绩优异的奖励—那条蛇巧妙地缠绕和遮住了三个男性雕像，我永远都无法知道他们下面有没有大理石生殖器。盗贼最想要的就是这些，我明白，但是他们不会行动，除非我们的粗心大意给了他们机会。他们对这些东西的认识和贪婪，让它们看起来的确具有了价值和独特之处。我们的世界切实地反映在盗贼的头脑中。

当然，后来我开始怀疑盗贼的存在，或者至少他们会这样行事。依我看，他们的方式极有可能是很偶然的，他们的认识是模糊的，他们的贪婪没有明确的对象，他们与我们的关系近乎无意。当我不那么相信他们的存在时，我可以轻易地沿着河边去沼泽，但是好一段时间，我想着他们，怀念对他们的想象。

在我脑海里，上帝的形象远没有盗贼那么清晰、纯粹。母亲不太愿意提起他。我们属于—至少父亲和父亲的家族属于—诸伯利的联合教堂，弟弟欧文和我小时候都在那里受洗，显示出母亲这边令人吃惊地软弱或慷慨；也许孩子的出生让她成熟了，也迷惑了。

联合教堂是城里最现代、最大也最繁荣的教堂。在教会联合时，它纳入了所有以前的卫理公会派教徒、公理会教徒和一大批长老会成员（包括父亲的家族）。城里还有四个教堂，都很小，相对贫穷，按照联合教堂的标准来说，都走向了极端。天主教堂是最严重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