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记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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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了东京。

我本来想上美术学校。但父亲一直以来希望我考上高等学校，毕业后谋个一官半职，并一直这么教育我。我当然不敢半点忤逆，糊糊涂涂地就遵照了父亲的安排。他让我从四年级开始试着考考看。我也觉得樱花和海边的中学腻烦了，便没升五年级，修完四年的课程之后参加了东京的高等学校的考试。没想到居然考上了，从此开始了宿舍生活。可我马上又对那里的不洁和粗俗哑然了，根本再无心娱乐他人。我让医生替我开了一张肺浸润的诊断书，便从宿舍里搬出来，住到了父亲位于上野樱木町的别墅。对集体生活这种东西，我是无论如何也无法适应的。什么“青春的激动”或“年轻人的自豪”，我听了就不寒而栗。那种所谓的“高校精神”，在我身上全然是行不通的。教室和宿舍在我看来不过是扭曲的性欲的垃圾堆，自己那几近完美的演技，在那儿毫无大显身手之处。

父亲不开议会的时候，每个月最多在那所别墅滞留一两个礼拜。父亲不在的时候，偌大的房子里就剩下我和看门的老夫妇三个人。我隔三差五地逃学，也没心思逛逛东京（看来，我这辈子是连明治神宫、楠正成的铜像和泉岳寺的四十七士的墓都看不到了），整天窝在家里，读书画画。要是父亲来了东京，我每天早上则慌慌张张地出门上学，不过常常是跑到本乡千太町的西洋画家安田新太郎先生的画塾里，在那儿练习三四个小时的素描。一旦脱离高中的宿舍，即便去上课，自己也好像处在某种特殊的位置，仿佛一个旁听生。也许只是我的偏见作怪罢了，反正我就是觉得没意思，渐渐地害怕到学校去了。从小学、中学到高中，念完了我还不理解“爱校心”是什么意思。我也从没背过校歌。

在那间画塾里，我终于在某个学画的学生影响下，知道了什么是酒、香烟、妓女、当铺和左翼思想。这一连串的组合听上去也许很奇妙，不过确乎如此。

那位学生叫堀木正雄，生长在东京的贫民区，比我大六岁。从私立美术学校毕业后，苦于家中没有画室，便来了这间画塾，继续学习西洋画。

“能借我五块钱吗？”

我们充其量只能算有过几面之缘，但以前从来没说过一句话。我一时不知所措，便递上了五块钱。

“好嘞，跟我喝酒去吧。我请你。行吧？”

我推辞不下，便被他强拉去了位于画塾附近的蓬莱町的一家咖啡馆。这便是我与他交友的开始。

“我早就在观察你了。没错，就是你那羞赧的微笑，才是大有前途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