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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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够大。最后，巴亚尔多·圣罗曼想了个主意，他们推倒了后院的篱笆，借用邻居家的院子跳舞，还搬来木匠的工作台，准备让人们在罗望子树的浓荫下就餐。

唯有一件事令人意想不到、大吃一惊，婚礼那天早晨，新郎迟到了两个钟头才来迎娶安赫拉·维卡里奥。而安赫拉在新郎到来之前拒绝穿上婚纱。“你想啊，”她对我说，“他如果不来我倒是高兴，但不能在我穿戴整齐之后不迎娶我。”她的审慎合情合理，因为对于一个女人来讲，最难堪的不幸莫过于穿着婚纱被人拋弃。但是，安赫拉·维卡里奥不是处女还敢蒙上面纱、插上香橙花，事后也被看作是对纯洁象征的亵渎。唯独我母亲认为她拿着一副标了记号的牌还敢赌到最后是很有勇气的行为。“那个时候，”她向我解释说，“上帝是理解这种事的。”然而，至今也没有人弄明白巴亚尔多·圣罗曼耍的是什么牌。从他终于身穿礼服、头戴礼帽在婚礼上露面，到牵着给他带来所有烦恼的人逃离舞会，他始终是一个幸福新郎的完美形象。

也没有人知道圣地亚哥·纳萨尔手里攥着什么牌。从教堂仪式到婚庆典礼，我一直同他在一起，克里斯托·贝多亚和我的兄弟路易斯·恩里克也跟在身边，我们谁都没有看出他的举止有任何细小的变化。我不得不多次强调这一点，因为我们四个人在学校一块儿长大，假期里也总是厮混在一起，谁都不相信我们之间还能隐藏什么不可泄露的秘密，更何况是如此重大的秘密。

圣地亚哥·纳萨尔是个喜欢热闹的人。被杀的前一晚，他最大的乐事便是计算婚礼的花销。在教堂里，他估算说仅花饰这一项开支就顶得上十四场一流葬礼的费用。这个精准的说法搅扰了我很多年。圣地亚哥·纳萨尔曾跟我说过许多遍，室内鲜花的香气总让他立刻联想到死亡，那天走进教堂时他又向我重复了这句话。“我的葬礼上不要鲜花。”他告诉我，没想到第二天我真的要操心为他撤去鲜花。从教堂到维卡里奥家的路上，他估算着装点街面的五彩花环的费用、邀请乐队和燃放烟火的开销，甚至还计算了婚礼前为欢迎大家而撒下的生大米要花多少钱。在令人困倦的正午，新婚夫妇在院子里转了几圈。巴亚尔多·圣罗曼当时已经成了我们的朋友，按那个时候的说法，是酒桌上的交情，他坐在我们桌边，看上去十分轻松惬意。安赫拉·维卡里奥已经摘去面纱和花冠，身上的绸缎礼服被汗水微微浸湿，她竟然这么快就显出了已婚妇人的面容。圣地亚哥·纳萨尔估算着告诉巴亚尔多·圣罗曼，截止到那时婚礼已经花费了近九千比索。很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