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来自殖民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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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以如此清晰透彻的眼光观察印度，是因为他在殖民地住过。回到印度定居时，他已经四十六岁，在南非居住了二十年。南非有一个远离祖国、孤悬海隅的印度小区，这种对比使甘地更能清晰、严正地进行自我分析和批评。在英国殖民地出生长大的甘地，一身结合东方和西方、印度教和基督教的文化传统。与甘地相比，尼赫鲁可说是地道的印度人。对这个国家及其历史，尼赫鲁有一种浪漫的、近乎盲目的感情，他的著作所呈现出的印度，跟现实似乎有一段差距。观察祖国时，甘地从不曾丧失他那批判的、比较的、源自南非的眼光。对古代印度的光辉历史，他从不曾像尼赫鲁那样狂热地歌颂，只是偶尔含糊其辞地讲几句捧场话，应酬一番。但是，在国大党举行的全国代表大会中，是甘地（而不是尼赫鲁）要求印度民众，除了关心大会通过哪些决议案，还要特别关注他在大会上观察到的一些令人不安的现象：来自南印度的讲泰米尔语的代表独自进食，因为他们担心，跟非泰米尔语族共食一堂，会使他们的身心遭受污染；有些代表明知清洁工人已经下班，没人清理排泄物，却依旧公然在走廊上大小解。

甘地要求民众关注这些现象，可谓用心良苦，因为这个问题牵涉到的不仅仅是公共卫生。从一个看似琐碎、不值得大惊小怪的现象（出席重要政治会议的代表，在走廊上随便拉撒），我们可以进一步分析、探讨整个印度社会的病根。公共卫生牵涉到种姓阶级制度；种姓阶级制度造成印度人的麻木不仁、欠缺效率和无可救药的内斗；内斗使印度积弱不振；积弱不振导致列强入侵，印度沦为殖民地。这就是甘地看到的印度，而这个印度在土生土长的印度人眼中是不存在的。若想看到这样的印度，你必须具备西方人的那种直接单纯的眼光。值得一提的是，刚从南非回到祖国时，甘地以一种崭新的、充满启示性的热诚，向印度民众阐释西方基督教的简单真理：“在上帝的宝座前，我们终将受到审判，而他的判决所依据的理由，并不是我们生前吃过什么东西，结识过哪些人，而是我们到底帮助过谁，以什么方式帮助他们。一生中，只要我们帮助过一个遭逢不幸的人，我们就会受到上帝的恩宠。”这种新的圣经式的训诲，正是当时印度所需要的。在甘地启发下，我们发觉，在西方，如今大家早已耳熟能详的基督教道德观，当初肯定曾经被视为异端，充满革命性。印度教徒也许会在这种服务精神和理想中，尝试寻找《薄伽梵歌》所赞颂的“无私行为”。但这只是印度式的歪曲——自古至今，印度人总是试图吸纳外来观念，然后加以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