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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电话费是一个天文数字，因为他不管什么事情都要跟他在世界各地的朋友们通话商量。他从从容容地跟他们谈论各种话题，似乎他们就在他面前，而他自己手里正拿着一杯白兰地。

他常常外出旅行。他除了在墨西哥城和圭尔纳瓦卡各有一幢房子之外，还在波哥大和巴黎各有一套公寓；巴黎的那一套，离穹顶餐厅只有三十来步之遥，他常常秋天去那边居住。他住的房间总是明亮舒适，室内的家具摆设也称心如意（总是有一个质量优良的英式皮沙发，一部传声极其清晰的电话），他可以免受行李之累来此下榻。书架上摆着书，墙上挂着画，衣柜里挂着衣服，酒柜里摆满了一瓶瓶威士忌，苏格兰优质威士忌。他来到之后，只要在花瓶里插一束黄颜色的鲜花就什么都齐了。这是一种非常古老的迷信观念。据说，黄颜色的花能给人带来好运气。

是的，他跟他家里雇用的瓜希拉印第安人一样迷信。他认为，有的物品、有的情况、有的人会带来晦气（委内瑞拉人把这种倒霉事儿叫作“雌火鸡”，意大利人则叫作“赫塔图拉”）。不过，令人惊异的是，他从来没有弄错过。有些人被他看出带有晦气，结果真的都倒了霉。加夫列尔还具有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那种奇异的预感能力。他能预感到一样东西会掉在地上，摔得粉碎。情况果如其说，那样东西掉下来摔碎了，他不知所措，脸色煞白。他不明白自己怎么会、为什么会有这种预感能力。“马上要出什么事了。”有一年元旦他在加拉加斯对我说。我们把毛巾和浴衣搭在肩上，决定直奔海滩。三分钟之后，这座舒适明亮、多年来没有发生过骚乱的城市遭到了轰炸。原来，起义部队的飞机袭击了独裁者佩雷斯·希梅内斯盘踞的总统府。

我觉得他有点儿像巫师。他生活中的许多重大决定都与某种直觉能力相符，而很难用什么道理解释清楚。笛卡尔肯定不会是他的好朋友（拉伯雷倒有可能，笛卡尔肯定不是）。笛卡尔的哲学仿佛一件非常紧身的背心，使他浑身不舒服。尽管以密特朗总统为首的许多法国杰出人物都是他的朋友，然而，所有的法国人从喝第一瓶奶时就接受的逻辑对他来说却是有限的：他把它看作是仅仅能容纳一部分现实的模子。

除了原本就害怕话筒和照相机之外，这就是他为什么不大愿意在法国电视台露面的原因。诸如“您怎么看待文学？”（或者生与死、自由与爱情）这类问题，早在学生时代就习惯于抽象的概念和分析的法国记者往往会以一种狡黠而平静的口吻提出，使得他汗毛直立。卷入这类辩论在他看来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