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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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敌人（死神）——命运。这个故事由于其中浓密的死亡意识而使讲述达到了灵魂的深度。但如果以一种模仿的方式来读的话，其结构就变成了：“我”——单纯的敌人。整个故事成了一般的侦探小说，因为其中缺少了死亡意识。大众的阅读往往总是只能达到二分法的模仿，这是艺术家摆不脱的遗憾。当人们将奎因的作品同通俗的侦探小说混为一谈时，艺术家内心的主张只能用新的作品来再次阐明（离了作品他就难以进行阐明），当然这新的作品很可能又落入俗套的解释。这种循环使艺术家的悲哀永恒不破。三分法将我们带入无限广阔的独立王国，那种破除了年代顺序的交叉阅读开阔了我们狭小的视野，我们的眼光将变得比侦探的眼光还要敏锐，在死亡游戏中不断找到超越的途径。

然而三分法的结构还不能满足艺术家要达到永恒的渴望，这种故事容易引起的读者的误解也令他不安。于是奎因又发明了两幕英雄短剧，在短剧中，想象力得到更为自由的驰骋。他在这部杰出的短剧中将讲述人和故事，讲述人与作者，不同的讲述空间与时间之间的界限通通融化，让原始的欲望用缺席的方式同死亡直接晤面（请看《阿莱夫》、《萨伊尔》等等）。两幕短剧由于一幕套着一幕，两幕就只能同时演出，于是最高贵的与最淫秽的，最具有生命力的与最空灵的便合成了一个角色，短兵相接的瞬间转化成同时演进，势不两立的对立面变成了统一体内的层次区分；由此产生的激情既邪恶又纯净，简直令人发疯。短剧发表后，被人们用弗洛伊德的心理学来作出了解释；奎因又一次遭到了惨败。

屡遭误解的艺术家奋起一搏，又写下了一部天书似的作品。他要在这部作品中消除读者与创作者的界限，提供一种前所未有的阅读，以这种阅读方式激起读者的创作欲，将读者变成创作者，而不是满足于单纯的模仿。奎因终于成功了，他的作品激起了博尔赫斯的续写——读者哪怕只有一个，成功也是巨大的。这正是现代艺术的景观：每一个读者都是潜在的作者，后人续写前人未完成的故事——续写的作品也同样是未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