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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现实主义作品那样一劳永逸。作品中的这种结构的产生一定是很神秘的,它同古典作品中的一般结构有质的区别(当然这并不是说古典作品中就没有这种结构,相反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莎士比亚、塞万提斯、爱伦·坡,还有鲁迅的某些作品等,但在这两位艺术家的作品中,灵魂的意图是如此集中地、排斥一切地显露了出来,这是空前的),因为它同理性的构思无关,也同一般的写作技巧无关,它全凭艺术家内在的那股蛮力,那种要成就不可能的事物的想象力的自然形成。没人能说得出这些作品是怎么想出来的,只有一件事是明确的,那就是读者如果要“看出”作品的内在结构,他就必须唤起自己内部那股被压抑已久的力,挣脱日常观念的所有限制,让灵魂作一次致命的飞翔,达到那个虚无纯净的境界。否则他就只能看见一些表面的、站不住脚的东西。由于作品的这个特点,也就造成了作品与阅读的关系的特殊性。面对这样的作品,读者如果没有独立不倚的想象能力,他就进入不了作品,因为这种工作是一种互助的工作,一件作品要通过读者的努力才能得到最后完成。于是,两位作者都不约而同地在作品中向读者发出了浓密的信息和坚持不懈的邀请(卡夫卡的作品大都没写完,留下许多缺口;博尔赫斯则在《赫尔伯特·奎因作品分析》和《吉诃德的作者彼埃尔·梅纳德》等作品中跳出来现身说法;两位作者的作品里都充满了对作品本身的评论),都把作品与读者的沟通既看作不可能的事又看作生死攸关、不得不做到底的事(参见《地洞》和《赫尔伯特·奎因作品分析》),在痛苦的二重折磨中继续写作。
弥漫在两人艺术世界中的另一种东西就是那种清醒的创作意识,那种执著于艺术天堂本身的方向感。这种意识不是艺术家意识到自己要写些什么,而是意识到他要怎样写,怎样的写法才能写出灵魂。这种意识是说不清的,艺术家能够说的也就是作品本身;他用一篇又一篇的作品告诉读者他在怎样写,天堂的体验是怎么回事。这种非凡的才能产生于作者自身那坚强的理性,以及得益于这理性的艺术形式感(请看卡夫卡《致某科学院的报告》中关于船上的海员——理性象征——的描述和博尔赫斯《死亡与罗盘》中关于夏拉赫的描述)。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可以清晰地感到,有两个人在进行创造,一个是无法无天的狂人,他所向披靡,奔驰在幻想的王国里,写下了那些奇怪的句子;另一个则是冷静的老哲人,他呆在高处,观照着下面那个人的运动,不断逼他,暗示他越无法无天越成功,任何的松懈反而是不可饶恕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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