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动人心而充满困惑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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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卖新闻》派来跟踪采访的记者，一位很有思想、有水平的先生。他问及我对中国传统的看法，我立刻讲了我的立场：我讨厌“天人合一”的中国传统，喜欢“天人相分”的西方传统。因为“天人合一”从来就压制着我的个性，我的创作就是为了打破这种局面。他听了我的表达后非常高兴，而且表示赞同。我们谈到中日两个民族都有“懒”（lazy）的传统，惰性的传统，这种懒不是身体的懒（在这上面他们甚至是很勤劳的），而是思想上缺乏真正的独立、开拓精神，满足于表面的一知半解，没有连贯的逻辑性，这导致了实用主义、享乐主义的泛滥。哲夫还提到了个别中国女作家在会上流露出来的保守和狭隘的观点立场。

哲夫还问到我创作状态的详细情况，他对我这种非理性的、从根源处发生的创作有很大的兴趣，他不断向我提问。我告诉他，我这种创作需要强大的体能，为了保持这种体能，我每天跑四千米，还要做“俯卧撑”。我在纸上写下“俯卧撑”三个中文字，他立刻趴到地上，撑了几下给我看，一边还苦着脸说：“太难了！”我还告诉他，除了体能之外，坚强的理性也是我这种自发性创作的前提，我必须用我的理性不断地迫使我的非理性的欲望爆发。哲夫马上说，他已经感到了我具有非常清醒的头脑和判断力。同哲夫的交谈令我极其痛快。他是一名善于思考的优秀记者加学者，日本知识分子中的精英。我盼望将来再见到他。

五天的交流飞快地在混沌中过去了。直到回到湖南的家中，我才努力去理清那些乱纷纷的思绪，但仍然存在许许多多的迷惑之处。我想，也许不可能有真正的清晰，交流就是迷惑中的共识，共识之下的迷惑，只有双方的不断努力才会向着共同的目标前进。写到这里，我又想起了日野先生，我希望他能看到此文，并在此遥祝他健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