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我把每一件作品都当作写给人类的遗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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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你感到充满了力量，还可以“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这是毛主席说的。所以经历过这段，对你一生有很重要的影响。像现在大部分的社会中坚，都是“文革”过来的，经历了“文革”，经历了插队，这一代人是我们国家现在的中坚。

我的第三个阶段是当兵的岁月。在中国和苏联交界的一个地方。苏联那边叫阿拉别克河边防站，中国这边叫白房子边防站。当时刚经历了珍宝岛事件、铁列克提争端，边防上整个是一种死亡的气息，恐怖的气息。晚上睡觉连长就要大家提高警惕，说弄不好可能第二天早上起来这个脑袋就不在你的脖子上了。我在这样一个环境下生活了5年。人开始还有点敏感，还有点胆怯、害怕，到最后整个麻木了，就像傻子一样。那个时候边境上特别紧张，紧张到苏联每天发三次最后通牒。当时我们都剃成了光头，然后把一点可怜的东西，几件旧军装和一点零用钱，打成一个小包袱，用针线包缝好，部队发个包袱皮，上面写上家乡地址和个人的名字，集体放在班里小库房里。当时天还很冷，大家都穿着皮大衣，全都趴在了战壕里，随时准备战斗吧。苏联那个坦克轰隆隆从界河那里过来，因为我们那里是争议地区，苏方任何时候都有理由来，相当于是在他们国土上执行任务。我是六九式四〇火箭筒射手，这种武器是专门对付坦克的。按照教科书上的说法是，发射火箭弹的时候，人就会从地上弹起来，后边的火喷到30米，前面打到200米到400米。射手发到22颗的时候，心脏就会因为22次的剧烈震动而破裂。然而，我还是毫不犹豫地为自己准备了22颗，当然最后一颗也没派上用场。那个时候在边境上经历过好多这样的事，像毛主席去世，也进入非常时期。当时确实从心底里有一种崇高感吧。所以我的作品里为什么有一种英雄主义呢，就是来自这段生活。我不喜欢那种卿卿我我、小儿女气息的东西。我喜欢希腊悲剧式的崇高感，那种庄严和恢宏。

像给后人写遗嘱那样的写法才是真正的创作

黎峰：我看过你写过一篇文章，说在写《最后一个匈奴》时很辛苦，你落了3颗牙，掉了13斤肉……

高建群：我写的每一个作品都很不容易吧，包括《最后一个匈奴》和现在这个《大平原》。我每写一部新作品之前都烧几炷香，希望能够写完，写完之后哪怕再死去吧，都是这种心态，就是用生命去完成一部作品。写完《最后一个匈奴》，人整个就是一种恍惚的状态，感觉到你都不是你了，像一架失控的航天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