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皆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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赚取佣金。这些人“开言欺陆贾，出口胜隋何”，凭着三寸不烂之舌谋取钱粮。但这些媒婆、牙婆和虔婆，除了从事“收小放刁”一类的勾当之外，也有自己的职业。比如薛嫂兼卖花翠，王婆先开茶馆后开磨坊。文嫂家中居然也“供养着利市纸，有几个人在那里算进香账”，西门庆让玳安去求她办事，她居然让人骗玳安说不在家，可见她在生意场上混得不错，对西门庆的雇请不屑一顾。

小说还写到了王姑子和薛姑子两位“佛门中人”。两位尼姑时常造访西门庆家，表面上是为吴月娘宣讲佛教教义，实际上不过是为了向吴月娘、李瓶儿和潘金莲等人兜售手里的经卷，念的还是典型的生意经。两人互相欺瞒提防，彼此攻讦，争风吃醋，打得不可开交。

甚至就连住在清河县的老太监，居然也经营着砖厂。如果再算上卖炊饼的武大郎、卖鸭梨的郓哥，《金瓶梅》中简直可以说是无人不商。

让人颇感奇怪的是，小说中对农事稼穑完全没有涉及，更不用说展开正面的描述了。在以农耕文化为主导、城市与乡村混杂交错的传统社会，这种修辞是颇不寻常的。这种人人皆商的极端化情景，反映了临清或以临清码头为依托的北方城镇经济的繁荣——南方的丝绸、稻米以及各类货物被源源不断地运来并转送到北方各地。同时，经济的繁荣也导致了商业意识的觉醒，极大地改善了传统商人“四民之末”的处境。在商业经济影响下，新的社会道德逐渐形成，对传统中国社会的伦理秩序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金瓶梅》中所描述的以临清为中心的北方经济繁荣，仅仅是一个特例，并不能反映整个北方地区的经济状况。同时，临清的经济繁荣也具有某种偶发性，它受到特定政治文化与时空条件的多重限制。大运河的开通以及钞关的设立等因素，是临清兴旺发达的先决条件。一旦这些条件发生改变——比如说明朝不久之后的覆亡、铁路和海运的兴起，临清的这种繁华也就很快烟消云散了。所以说，商业意识的觉醒也好，资本主义的萌芽也好，人人皆商也好，它确实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段中孕育出了全新的商业文化和价值观，客观上对传统社会形态造成了冲击，但并未从根本上彻底改变原先的社会、政治、经济和伦理格局。

令人惊叹的是，关于这一点，在《金瓶梅》中也有充分的表现和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