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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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在《金瓶梅》中也有反映。不论是武松、宋仁、蒋竹山、陈敬济乃至吴月娘，一旦遇到冤屈和纠纷，似乎本能地会想到依靠法律的手段去解决。

另外，《大明律》对刑讯拷问的规定十分谨严，要求案件判决必须审慎，“凡内外问刑官，惟死罪并窃盗重犯，始用拷讯，余止鞭扑常刑。”<small>[38]</small>在一般案件中，严禁使用挺棍、夹棍、脑箍、烙铁、一封书、鼠弹筝、拦马棍、燕儿飞、灌鼻、钉指等手段获取口供，哪怕是用未去棱的竹片鞭打脊背、脚踝而致伤，审问者也会被问罪、充军。<small>[39]</small>明仁宗时，刑律方面有了许多特殊的规定，比如在“己丑诏书”定下律制，禁用鞭背、宫刑及连坐等暴酷之法。而明宣宗甚至一闻奏囚，即面色惨然，食不下咽，并亲自撰写《帝训》五十五篇，其一即是关于恤刑。

明代法律对于用刑的规定，不可谓不细密；对于防范严刑逼供，不可谓不重视。然而这些规定在实际执法过程中，则完全走了样。刑讯拷问的滥用，在《金瓶梅》中尤其令人胆寒。不论是作为正千户提刑官的夏龙溪，还是作为其副手的西门庆，或者如李知县、霍知县等官员，每逢犯人到庭，不问是非，不询情由，不辨曲直（用《金瓶梅》中最常用的话来表述，叫做“不由分说”），必然严刑拷打。拷讯之刑以拶指、夹棍、打板子较为多见。西门庆似乎很喜欢使用榔头（大概是木制的吧），打得犯人“胫骨皆碎，杀猪也似喊叫”。

不单是西门庆，《金瓶梅》中的绝大部分刑官都有刑讯逼供的嗜好。比如说小说的第四十七回，苗青为谋财害命，伙同陈三、翁八将主人苗天秀利刃刺死，一闷棍打入水中。后来，苗天秀的尸体从上游漂入新河口的港汊之中，当地负责承办此案的狄县丞找到尸体之后，因见不远处有座慈惠寺，即将长老等僧众拘来，先把长老一箍、两拶、一夹、一百敲，再赏给众僧二十大板，拷得口供，收入狱中，就万事大吉了。

由此可见，在《金瓶梅》中，使用刑具几乎是所有庭讯的开堂锣鼓，没有任何例外。而屈打成招，则是可以想见的最终结果。拷讯并非是审问案情的辅助手段，而是按照刑官主观意愿定案的最省事的杀手锏。如此一来，其背后的贪污或人情往来、权钱交易就可想而知了。《金瓶梅》所反映的明代中后期的法律状况可谓天昏地暗、满盘皆墨。在小说所涉及的大小案件中，没有一个案件的审判是公正的，无论是法律程序还是其结果。

曾孝序作为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