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净之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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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学者荒木见悟在《中国佛教基本性格的演变》一文中提出，由于传统中国儒学根植于善恶之分的“本来主义”，而佛教则是奠基于真妄之分的“本来主义”，两者的形而上学与人性观，原本就具有相通之处。这不仅可以解释，为何佛教思想一旦传入中国，就牢牢吸引住了中国人的眼光；同时也可以解释，为何立足于“本来主义”的大乘佛教，一直是中土佛教的主流。更不必说，位于“本来主义”顶端的禅宗一脉，何以在唐宋之后具有了压倒性的优势地位。<small>[28]</small>

禅宗标榜“教外别传”、“不立文字”，以见性成佛、即心即佛为根本宗旨，以“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为修行的不二法门，以“直造先天未画前”、“直指父母未生前”回归“本来”，不论是义理还是修行方式，确与教相佛教有所区别。另外，明代中后期的三教合流和三教一致论中，儒学内部所指称的佛教大多为禅宗。王阳明如此，王龙溪、李贽、邓豁渠等人也都是如此。甚至，在明末的儒佛之辩中，我们很容易发现，论者往往直接用“禅”来指代整个佛教。而在《金瓶梅》中，作者笔下的寺院也多为禅寺，得道的僧人亦为禅师。作者所描述的看透名利、否定欲望、不着名相而直悟真空的思想倾向，也与禅宗义理处处暗合。事实上，禅宗义理在明代受到思想界特别的重视，本来就与阳明学的兴起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联。

不过，若从整个社会的宗教和精神生活（特别是民间修行）的大势来判断，禅宗当时已呈衰落之势。憨山德清曾敏锐地看到了这一趋势的演变，并在不同场合感慨禅宗的衰微。其中主要的原因，就是净土宗的再度兴盛。

净土宗在明代后期的大兴，与经济发展刺激之下民间世俗社会的形成和日渐壮大，有很大的关系。同时，在物欲横流、纲常失据的末法时代，中下层民众对社会政治和世情普遍感到绝望。人人能修、简便易行、修而能成的净土宗，成为普通百姓安顿性命的最后慰藉，并不难理解。读书人通过禅宗修行，自觉开悟，从而脱离生死轮回，固然没有什么问题；但对于普通民众而言，禅宗义理幽玄高妙，常常被视为畏途。他们转而求助于“民间佛教”净土宗，亦是情理之事。

而在佛教内部，僧人的作为和选择也有所不同。“万历三大僧”中的憨山德清和紫柏真可，儒、佛兼修，希望依靠禅宗的力量为社会正义四处奔走，并与当时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发生对抗，最终身陷囹圄，舍身弘法；而云栖祩宏则因应时代剧变，隐居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