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的真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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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金瓶梅》一样，《红楼梦》引入佛道结构，透过佛家的真妄维度，来俯瞰人世间的功名利禄与形形色色的欲望，冀此穿透尘世生活的风刀霜剑与铁壁铜墙。《金瓶梅》中“性真”与“情伪”的对立，到了《红楼梦》中则变成了带有强烈形而上哲学色彩的“真假对立”。这里的真假对立，也包含有两个层次的含义：

首先是在佛教真妄意义上的真假，用以穿透世间诸相的虚诞与幻妄。我们从《好了歌》以及“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这样类似于禅宗偈颂的诗句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作者的出世情愫。作者也正是在此基础上，对现实社会的欲望和功名利禄展开了批判。

其次，在世俗人情的判断和态度上，真假对立作为一种新的价值尺度，与传统的道德善恶论并驾齐驱。

《红楼梦》中的这种真妄或真假对立，就题旨与整体结构而言，当由《金瓶梅》脱胎而来。而在《金瓶梅》之前，《西游记》中孙悟空与六耳猕猴的对比，似乎已开了章回体小说“真幻对照”的先河。当然，认为这种真假对立完全出于曹雪芹之“独创”，学界也大有人在。

顺便提一下，袁书菲教授在一次有关《红楼梦》的演讲中，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她认为《红楼梦》中的“真假对立”哲学观的产生，与清代“西洋镜”和玻璃镜在贵族家庭的大量使用，存在着重要的关联。正是西洋镜的使用，使实体与幻象之间的关系直观地显现了出来。真与假互为镜像，彼此照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作者曹雪芹看待世界的方式，并对《红楼梦》中无处不在的“真假对立”产生了重大影响。<small>[48]</small>

这是一个十分新颖且富有见地的论点。不论是清代的器物史，还是西洋镜输入中国的历史，或者《红楼梦》中大量关于镜子的实际描述，都给袁书菲的观点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剩下的问题仅仅在于，在西洋镜传入中国之前，比如说在《金瓶梅》的世界中，镜子作为一种日常生活器物，能否唤起实体与幻象的对立关系？换句话说，我们在完全赞同袁书菲的观点之前，还必须细致地考察中国传统的铜镜在日常生活中（特别是在富贵之家）的使用情况。

我们知道，在《金瓶梅》中，以潘金莲而论，就有梳头的小镜子、照脸的大镜子、化妆打扮的“大四方穿衣镜”等多款镜子。这些镜子从材质上看，当然都是铜镜。时间一长，镜面日渐昏昧，自不待言，故而需要有专门的磨镜人用水银来打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