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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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金瓶梅》采取了佛道的框架结构，无善无恶的观念随处弥漫；由于“真妄观”的确立，在一定程度上疏松了是非和道德判断，《金瓶梅》中的人物呈现出一种明显“向下运动”的迹象。且不说“参天地之化育”的言行出处，也不论经世安邦的政治情怀，即便是人伦之常的忠孝节义，在《金瓶梅》的人物身上差不多也已经丧失殆尽。

明代的谢肇淛批评它“猥琐淫媟，无关名理”<small>[57]</small>，不为无因。实际上，《金瓶梅》中的人物主要是在其动物性的一面（即欲望的一面）展开的，有点类似于卡夫卡笔下的“类动物”。这些人物一旦被褪去了名理和道德的外衣，即迅速地滑向了动物性的生存，变成了与草木同朽的“众生”。在这种“向下运动”的轨迹中，我们很容易发现并捕捉到《金瓶梅》的叙事中所隐藏的那个“超级叙事者”。这正是历代批评者所津津乐道的那个“佛心”或“佛眼”。

在《金瓶梅》中，一方面，作者通过直接的议论或通过叙事代言人来描述并评价人物的言行（在这一点上，词话本与绣像本的作者立场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我们不久就要谈到）；另一方面，作者也借助于这个“超级叙事者”，通过高高在上的佛或者仙的眼光，来打量尘世中的一切，并建立起最终的价值判断。由于这个“超级叙事者”的存在，居于“众生”地位的人，其所作所为是善还是恶，都变成了过眼烟云。

当然，这个“超越性视角”在文学中的运用，并不是《金瓶梅》独有的。举例来说，歌德偶尔也会引入这样一个类似于上帝之眼的“超级视角”，来俯瞰人间众生。他曾说，人世间的一切挣扎和奋斗，在上帝的眼中，不过是永恒的宁静而已。再比如说，对于明道先生（程颢）而言，尧舜的千秋功业，从“道”的视角而言，不过是太虚中的一点浮云过目。

但不管怎么说，这个外在的、俯视性的、超越性的视角被引入《金瓶梅》的叙事，导致了两个互为悖谬的后果。

首先，通过佛的眼光来看，人世间的功名、利禄、挣扎、修为乃至背叛，都是欲望的产物，作者依附于这个立场对欲望本身展开终极性的批判。但更为重要的是，作者通过这个“佛眼”又对人世间欲望的煎逼以及人沉湎于欲望的昏昧与愚蠢，给予了无条件的慈悲和哀怜。“佛眼”对于“人”的宽宥和悲悯，与佛对众生（禽兽及草木虫鱼）的慈悲是一样的。不用说，在慈悲的意义上，佛道对于曾孝序与西门庆这样处于善恶两端的人，一视同仁。所谓“虾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