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学的暗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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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之后受到了永久的监视与囚禁。在贵族主导的历史时期，他被关在巴士底狱的时候，还有机会“疯狂地写作”，通过仆人将作品带出监狱之外去发表（电影《鹅毛笔》演绎了这个传说）。而到了资产阶级上台，他与墨水、与纸张的关系被彻底斩断，意识形态机器转而宣布他为疯子。也许萨德只有通过偶尔被允许的“狱中散步”，在大脑中构思并阅读那些匪夷所思的小说了。应当说，萨德笔下的性虐事件，与《金瓶梅》中的自然主义色情完全不同——前者是夸张的，虚饰的，幻想性和象征性的，而后者则是一种现实意义上的实录或模拟。

但是在萨德的作品与《金瓶梅》之间，并非没有值得我们关注的思想或价值共同点。

作为正在没落的贵族阶层中的一员，萨德对正在上升的资产阶级既憎恶又恐惧。他不愿意与新兴的资产阶级共享权力，但又无能为力。因此，作为一个暗喻，在两性关系中平等的、共享的性享乐，也让萨德感到厌恶而不能接受。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任何共同分享的快感，都是不能接受的。这是萨德式暴虐（即透过不平等的虐待获得快感与满足）产生的重要原因。当然，在私生活中，萨德本人也只有通过频频光顾妓院去虐待妓女，才能重温贵族阶级正在失去的统治权，他所付出的报酬，正是对“暴君角色”或“贵族身份”进行赎买的佣金。我们在福克纳《喧哗与骚动》的那个昆丁身上，也能清晰地看到贵族庄园制被破坏后，给他造成的某种“性倒错”。

顺便说一句，将萨德描述成某种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者”是完全错误的。他固然要求建立一种全面的“社会主义”，来废除私有财产，但他又矛盾地要求在这个社会中保留自己的城堡和土地。他呼吁社会主义，是出于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孩子式”的反抗。这样一个处处受到伤害和羞辱的旧贵族，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在纸上建立一个孤独的、与世隔绝的剧场和乌托邦，通过变态的性虐来维持君主权威的幻觉。

而《金瓶梅》中的西门庆毫无疑问是一个新兴商人阶层的代表，是十六世纪中国流动社会中出现的“新帝王”。通过大运河从南方运来的美食（鲥鱼和枇杷），居然在抵达皇宫之前就进入了他的家中，被摆上餐桌。与萨德的落魄、潦倒和变态不同，西门庆是踌躇满志、洋洋自得的。而《金瓶梅》中的性爱及其隐喻，也与萨德的相关文字判若霄壤。西门庆像收藏家一样地收藏女人，通过占有女人的多少来丈量自己新兴王国的疆域。西门庆的行为也是“孩子式”的，他通过从生意和官场中得到的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