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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性情格格不入：阿姆丽塔是安静与高贵的化身，她讨厌噪声，以及任何形式的杂乱；世间的不公令她惊骇，语言与数学井井有条的韵律规范了她的头脑。

阿姆丽塔跟我讲过她在新德里的家，夏天她也曾和姐妹一起住在孟买一位叔叔的公寓里：光秃秃的墙上到处都是陈年的污渍，窗户大开，床单粗糙，晚上有蜥蜴在墙上匆匆爬过，一切都那么廉价而杂乱。相比之下，我们在埃克塞特郊外的家就像北欧设计师的梦那样干净开阔，闪烁着原木特有的光泽，椅子整齐舒适，墙壁雪白，隐藏式光源照亮艺术家的杰作。

阿姆丽塔的钱支撑着我们的房子和小小的艺术收藏。她曾开玩笑说，这是她的“嫁妆”。起初我不愿意花她的钱。1969年，也就是我们结婚的第一年，我的总收入是5732美元。那一年我辞掉了卫斯理学院的教职，开始全职写作和编辑。我们住在波士顿，公寓矮得连老鼠都得蹲着走。但我不在乎，我愿意为自己的艺术追求而吃苦。阿姆丽塔却不愿意。她没有争吵，也听从我的意见没有动用自己的信托基金。但是1972年，她付了这幢房子和四英亩土地的首期款，并买下了我们的第一件藏品，那是杰米·韦思的一幅小型油画。后来我们又陆续买了其他八件藏品。

“她睡着了。”阿姆丽塔说，“你可以停下来了。”

我低下头，发现她说得对。维多利亚入睡得很快，她张开小嘴，半握着拳头，婴儿急促的呼吸软软地喷在我的颈间，我继续轻晃着她。

“我们把她抱回去吧？”阿姆丽塔提议，“外面开始凉了。”

“再等一分钟。”我说。我的手掌比宝宝的背还宽。

维多利亚出生的时候，我三十五岁，阿姆丽塔三十一岁。多年来只要有人愿意听——也有一些不愿意听的——我就会喋喋不休地一再强调，把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来是一件多么愚蠢的事情。我高谈阔论人口过剩、强迫年青一代直面惨淡的二十世纪是多么不公平，不想要孩子又要生的人有多蠢。对于这件事，阿姆丽塔依然从来不曾争辩——不过以她接受的正规逻辑训练，我怀疑她能在两分钟内把我的所有论点批驳得体无完肤——但在1976年初的某个时间，大约是在本州初选那会儿，阿姆丽塔自顾自地停了避孕药。1977年1月22日，杰米·卡特完成就职仪式重回白宫两天以后，我们的女儿维多利亚出生了。

“维多利亚”这名字绝不是我选的，但暗合我的心意。七月里炎热的一天，阿姆丽塔第一次提出了这个名字，当时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