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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高，“你们有没有收到达斯先生的其他手稿？”

“还没有。”古普塔先生说。他的黑眼睛湿漉漉的，眼圈很重。烛泪滴落在绿呢桌面上。“委员会将决定该如何处置这部史诗之作的英语版权。”

“我想见见达斯先生。”我说。桌子周围的人们互相交换着眼色。

“不可能。”开口的是那位女士。她的声音高亢尖细，就像锯子在金属上摩擦。气急败坏的鼻音和她高贵的形象很不相称。

“为什么？”

“多年来M.达斯一直杳无音信，”古普塔温和地回答，“有一段时间，我们所有人都相信他已经死了，于是我们深切地哀悼了这位国宝级的诗人。”

“那现在你们又怎么知道他还活着？有人见过他吗？”

会议室再次陷入沉默。烧了一半的蜡烛噼啪作响，尽管屋里一丝风都没有。我觉得越来越热，开始有些不适。有那么一秒钟，我脑子里产生了一个疯狂的想法：蜡烛很快就会燃尽，我们将坐在潮湿的黑暗中继续交谈，就像一群没有身体的鬼魂，在一座死去的城市的倾颓的建筑物里徘徊不去。

“我们有他写的信。”迈克尔·莱纳德·查特吉说。他从公文包里取出几封信，挺括的信封发出窸窣的声响。“毫无疑问，我们的朋友还活着，他就活在我们中间。”查特吉润湿手指，弹了弹叠得整整齐齐的薄信纸。昏暗的光线下，手写的印度语看起来宛如符咒。

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查特吉先生大声读了几段。信中问到了一些亲戚的近况，提起了几位共同的朋友，还回忆了一场二十年前的讨论细节。写信者问古普塔先生，多年前是否为达斯的一首短诗预付过稿费，但后来一直没有出版。

“好吧，”我说，“但我得亲自见见达斯先生，这对我的文章来说非常重要。只有这样，我才能……”

“请稍等。”查特吉先生举手打断了我。我看不见他的眼睛，镜片上只有反射的火焰在跳动。“这或许可以解释您为什么不可能见到他。”他折起一页纸，清了清嗓子，然后开始宣读。

……所以你看，我的朋友，世事变幻，但故人仍在。我还记得1969年7月的那天，正值湿婆节期间。《时代》周刊报道了那位在月球上留下足迹的男人，我从父亲居住的村庄返回城市：在那座偏远的村庄里，人类跟着劳作的耕牛在土壤中留下足迹，和五千年前的祖先一模一样。火车经过一座座村庄，神灵的塑像坐在车上，农民拖着沉重的神车在泥土中跋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