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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主子的,要给下面的人赏赐,上下关系才维持得牢。西周末年,天子穷了,原本该给的赏赐,比如青铜祭器,都是臣子自己花钱买的铜,自己出工钱,让天子的工匠铸造了,假装赏下来。这样,诸侯就不会那么卖力拱卫京师。不管烽火戏诸侯的事是不是真的,诸侯眼睁睁看着狄人打过来,不救天子,肯定是载入史册的真事。烽火戏诸侯的故事,充其量也就是给诸侯找了一个借口。所以,春秋时期的君主都明白了这个道理,只要用得着臣子了,赏赐就很大方,多少双白璧,多少黄金,外加采邑。做臣子的,收入一方面固然可以靠官俸,但相当部分的收入,还是来自上面的赏赐。但是,到了帝制时代,这种情形有点变化。总的来说,赏赐部分越来越少,成为象征性的,而作为臣子的主要收入则来自于职务。除俸银、俸米外,捞多捞少跟职务有关。从某种意义上说,皇帝给了官职,就等于给了一个弄钱的机会,所以赏赐就可以免了,如果有的话,那是额外的恩典。
得了这样额外的恩典,做臣子的当然没有不高兴的道理。即使只是象征性的,也代表着某种难得的荣耀。皇帝当然也知道这一点,所以,赏赐除了物品外,还有皇帝亲笔的字画。如果能得到皇帝赐的匾,挂在家里的大堂之上,出来进去让人看着,那可有多牛。正因为如此,连西太后这样不怎么识字的人,也经常要给人赐“福”字,自己写不过来,就找代笔的代劳。但是,即便在晚清君权已经衰落的时节,有心笼络人的西太后,也从来没有想过赐人之所欲,臣子想要什么就给什么。无论赏什么,都是按规矩来,接受的人大抵也只能感激涕零,在日记里怎么的也会记上一笔。
一个王朝在盛期的时候,皇帝是绝对不喜欢臣子们结成朋党的,更不喜欢某个权臣拥有一大堆党羽。但是,这样的事从来都免不了。中国人但凡出了家乡,没有朋党,就没法子活了。如果说,在王朝的盛期,皇帝的禁令还有人理会,那么到了王朝的末期,人人都在找出路,朝廷里的“党”或者说集团,就愈发兴盛了。
袁世凯就是晚清最大的一个“党”,北洋集团的首领。这个集团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叫做北洋团体。这个集团有文有武,集中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人才,每个成员都跟袁世凯关系密切。袁世凯慧眼识人,当年曾国藩派遣幼童留美半途而废.那么稀缺的人才,回国之后让人家从水兵干起。朝廷不用,袁世凯用,好些人都归到了他的帐下。新政之初,开经济特科,有人进了谗言,特科取了士,朝廷居然不用。朝廷不用,袁世凯用,特科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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