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 再谈国民性 第11章当年的西医之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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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基督教四下传教，西医是最好的敲门砖，只有在中国例外，因为中国自己有医生。而且中国的医生，不是下九流，而是正当职业。好些儒者也深通医术，读圣贤之书，做朝廷的命官，顺便给人抓方看病，也是常有的事。当然，只读了汤头歌就敢给人看病的庸医，也从来都有。不管怎么说，古代的中国不缺医生。所以，当年利玛窦为首的耶稣会士们进入中国，选择的是做西儒，以读书人的身份进来，用儒学的语言，借西方的科技用品，比如三棱镜，来打动中国的士大夫。不用说，这种做法，一时间很是奏效。

不过，到了清代，由于罗马教廷的顽固态度，中西之间的礼仪之争，使得这种“西儒”传教法风光不再。再次来到中国的传教士们，还只能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老法子，以医行教。最早来到中国的传教士，大多是医生。不管有多少人只信中医而不信西医，但是，传教士们却只能固执自己的医术，像姜太公一样，等着患者上门。

好在，再次来到中国传教的传教士们，已经由他们的政府打开了中国的政治大门，不用过分担心被中国人以武力驱逐。西医的敲门砖不够合适，但一时半会儿，也只有这个能用。等到传教士们再度想起利玛窦的高招，已经是19世纪末的事了，即便如此，天主教的神父们也坚决不肯，肯的都是新教中人，像李提摩太、林乐知这些人，再度跟中国的士大夫交朋友，成了维新志士的启蒙老师。

不管怎么说，传教士医生的出现，都意味着中国冒出来一些不一样的医生。只要有这样的医生存在，无论敌意有多深，不管门庭多么的冷落，总难免会有一些中医或者巫医都医不好的病人家属，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态度，把病人送上门来。医治这样的病人，风险很大，获得名声的机会也大。19世纪的时候，西方的医药界好些药物还没有问世，风靡20世纪的抗生素当时连影儿都还没有，西医的看家本事不过是外科手术。尽管条件有限，当年的传教士医生在中国做的无非是些小手术，这样的手术依然使得他们赢得了两方面截然相反的名声。道理很简单，虽然当年送到传教士医生面前的病人，未必真的是不治之症，但手术的结果，依然只能是两个结果，治好，或者治不好。治好了，他们就成了可以起死回生、妙手回春的神医，被治愈之人很快就入了教，如果他碰巧是个士绅，那么整个一个宗族或者村庄都可能成了基督徒。一个双脚畸形的男童，被西医用石膏固定得以矫正，一个身患白内障的士绅被当众拨开白翳，睁开眼睛看见东西之后，传教士医生的声名马上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