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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着红色皮绑腿的有礼貌的人。他一见到我,就遵循礼节疾步趋走,让他受累了!”
郄至怎么回答?《左传》说:“郄至见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从寡君之戎事,以君之灵,间蒙<small>(现在穿着)</small>甲胄,不敢拜命。敢告不宁,君命之辱。为事之故,敢肃<small>(作揖)</small>使者。’”意思是郄至接见了工尹襄,脱去了盔甲,听他传达楚王的话,回答说:“您的外国臣子郄至,奉了我国君主的命令作战,在战场上正穿戴着盔甲,不能下拜。承蒙您派人慰问,我心里实在感到不敢当。因为在战斗当中,只好对您的使者行个敬礼了。”说完,对工尹襄作了三个揖就走了。
正如这个故事所表现的那样,即便是血腥的战争中,优雅仍然是春秋时代贵族的基本追求。虽然彼此的目的都是击败对方,但他们言辞却仍然处处得体。郄至对敌国君主不失尊敬,而楚王在危难之际,竟然也不忘去褒扬对手,并派人给他送去礼物。正如钱穆先生所评价说:“当时的国际间,虽则不断以兵戎相见,而大体上一般趋势,则均重和平,守信义。外交上的文雅风流,更足表现出当时一般贵族文化上之修养与了解。即在战争中,尤能不失他们重人道、讲礼貌、守信让之素养,而有时则成为一种当时独有的幽默。”
了解了这些背景,我们就可以了解泓水之战中宋襄公并非是心血来潮。作为殷朝贵族后代、从小受到严格贵族教育的宋襄公,讲究贵族风度是他根深蒂固、深入骨髓的观念。在战争中,他既要取胜,也要赢得“漂亮”、赢得“合理”、赢得“高贵”。甚至在一定意义上,风度大于胜败。那些今天看起来迂腐的礼仪其实不仅仅是仪式和礼节,更是一个阶级不可更改的文化信念。宋襄公的“愚蠢”,其实是那个时代贵族风度的光彩流露。
其实有很多史书肯定了宋襄公的做法。比如《春秋公羊传·僖公二十二年》对此事的评价是:“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临大事而不忘大礼,有君而无臣。以为虽文王之战,亦不过此也。”认为即使周文王遇到这种情况,也不会比宋襄公做得更好了。司马迁在《史记》中也说:“襄公之时,修行仁义,欲为盟主……襄公既败于泓,而君子或以为多,伤中国阙礼义,褒之也,宋襄之有礼让也。”就是说宋襄公虽然失败了,但是很多君子认为他值得赞扬,他们感叹在礼义缺失之时,宋襄公却依然秉持礼让精神。
直到宋代苏轼的《宋襄公论》,才开始以成败论英雄。苏轼以反传统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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