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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魏元)</small>帝欲以<small>(荀)</small>组为司徒,以问太常贺循。循曰:‘组旧望清重,忠勤显著,迁训五品,实允众望。’于是拜组为司徒。”也就是说,这个家族旧望清重,此人又忠勤显著,这两点决定他应该被委以重任。
个人的前途建立在家族名望的基础之上。因此,各大家族间的竞争,实际上就是文化积累和文化名望的竞争。正如钱穆先生指出的,许多门第之家绵延百世,背后支撑的是学术的力量:“一个大门第,决非全赖于外在权势与财力,而能保泰持盈达于数百年之久;更非清虚与奢汰,所能使闺门雍睦,子弟循谨,维持此门户于不衰。当时极重家教门风,孝弟妇德,皆从两汉儒学传来。”确实,从汉末到东晋初年,那些单纯凭权力和财富而能世代沿续的大姓门第不多。经历动荡而留存下来的家族,基本都是凭名望服众的士族。许多教育传统良好的士族之家累世相传,根深叶茂。比如颍川钟氏从汉代的钟繇到唐朝中叶500年间,世系不断,几乎每代都有官宦。
这种情况导致世家大族对教育无不极其重视,为保持自己的文化优势无不殚精竭虑。士族为了传承家族精神,制定了林林总总的家诫、家训、门律、门范、素范,家长辞世,也往往留有遗言、遗令、遗命。南北朝集大成的《颜氏家训》一书,就是士族家族教育的经典。王伊同在《五朝门第》中说:“五朝名家,靡不有家教,所以立身处事,有以见异”,“巨宗重臣,咸有训诫”。这些世家大族的文化积淀和教育水平,确实不是一般人家能比拟的。新起的家族门风教养与旧门也就是历史久远的家族相比一目了然。《世说新语·简傲》记载:东晋时,谢奕、谢安的弟弟谢万“在兄前,欲起索便器。于时阮思旷在坐,曰:‘新出门户,笃而无礼。’”虽然谢氏在东晋已经是一流高门,但因门第晚出,仍然会被旧门阮氏公然蔑视。人们对门第的重视和对暴发户的蔑视,无非就是因为其文化根基、家风和教养的不同。
因此,士族社会中,上层文化可以以家族为堡垒,一脉相承,越积累越深厚越精微,传递数代之后,上层文化的精神气质越来越呈现贵族文化的特质。在中唐以前,以荣誉感为核心的上层文化一直是士族社会的主流文化,整个社会保持着强烈的文雅特质。而文化世家也为国家提供了大量的优秀人才,比如东汉的那些著名宰相与东晋的王谢家族。甚至直到唐代,最有名的二十三位宰相当中,绝大多数仍然是出身士族。
这是“魏晋风流”产生的不可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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