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成自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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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国二十二（公元1933年）年秋，余始于国立北京大学任“中国通史”讲席。是课每周四小时，一年而毕。自念讲通史，非委悉周备之难，而简要明当之尤难也。若求委悉周备，则二十五史、十通以及充栋塞屋者，其书具在，学者昕夕从事焉，斯委悉周备矣，然非一周四小时、一年之功所能赴也。

欲求简要明当，则于繁重之国史，先必有所取舍。又必先有一系统之观点，以为其取舍之标准。必先立一“体”，乃能有所取裁。凡所裁之宽狭长短，一视与其“体”之相副相称以为度。

然而言何容易？此固古人所谓专门名家之业也。否则左右采获，牵引拼凑，可以至于无穷。于其牵引拼凑之中，而调和斟酌焉，以求其分量篇幅之略相当，此仅似于一种狭义之类书，非史业也。大抵余于此课，以两小时为一讲，以一讲毕一题，一年凡四十余讲。共毕四十余题。欲求于此四十余题中，叙述我先明国史大体，约略明备，则每讲之标题，为尤所尽心焉。教授通史，最为不易。舍钱先生这样的博学硕儒，谁能当此重任

越一年（二十二年秋至二十三年夏。），学者苦于听受，群要余为讲义。余曰：通史大业，殊不敢轻率为之。无已，姑约余所讲为纲要，聊备诸生笔记之一助，可也。自是每一讲，必编一纲要，仅具伦脊，悉削游辞，取便总揽。

然又恐诸生久习于此，则事近策括，以谓治史可以空腹也。史学首先应是史料之学。学史之人，须牢记“实事求事”四字，立论时不可有一字一句无出处。乃别选一参考材料以副之。凡与余所讲纲要相牵涉者，采摘前史陈文或昔人考订论著为参考，以便学者之自相阐证。纲要编至东汉，自嫌太简，遂未继续。并谓讲堂大义，学者自可笔记，乃独发参考材料。

如是者一年，（二十三年秋至二十四年夏。）觉参考材料，杂碎零乱，无纲要以贯通之，则如散钱无串，学者得此，华离斑斓，若可喜而未必可用也。遂又改计，另编国史读本，供学者课堂外之阅读。并诏诸生，治通史必贵有“系统”，然系统必本诸“事实”。见仁见智，系统可以相异，而大本大原，事实终归一致。不先通晓事实，骤求系统，如无钱而握空串，亦复失其为串之意。大学课重，即如司马氏通鉴，学者已苦不能终卷，而中学教课，风气所趋，亦竞为条贯，不详实事。

至大学治通史，更不能反而专讲一件件的事实。如是则学者所得惟系统、条贯，而无史实。卒之所谓系统、条贯者，皆空谈，皆私见。空谈私见可以万异，而历史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