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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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侧面，几百年来同处于八旗制度中，相辅相成，不可分割，但以往的研究和论述，却大多只关注了其中男性的一面，这对于了解八旗子弟这个群体，当然是不全面的。

本书以“胡同里的姑奶奶”命名，是想突出这些被访者的两个特征。其一是“胡同里”，特指这些被访者居住的独特地域，即北京内城。在本卷口述中，年龄最大的胡玉明老人说：

您要是找老北京人哪，这楼群里头找不着，一百户里边也没有一户老北京人，全是全国各地的，四面八方的。您要是找老北京人，就是那胡同里头有，还真有。您瞅，由东单说，一直到北新桥，一个胡同一个胡同一个胡同，到现在也算上，什么样儿的家庭都有，高级点儿的、中级点儿的、低级点儿的，都有。都是纯粹的老北京人。不像以前那么多了，还是有。

讲的便是老北京人主要是旗人后裔与所居住的胡同密不可分的关系。

其二是“姑奶奶”，老北京人所谓的“姑奶奶”，大多特指旗人妇女，这是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词，却最能表现出旗人妇女特有的气质和风韵。

尽管旗人女性无论在京师内城还是郊区，也无论在京师还是外省的八旗驻防地，或者东北三将军的统治区，都有着显而易见的、不同于汉人和其他族群妇女的典型特征，但作为占据八旗总数之半的京旗甲兵和他们的妻女，仍有着与生活于其他地区的妇女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清朝覆亡之后，虽然所有的八旗旗人都经历了“从富贵与悠然的境地突然堕入贫穷”的巨大转变，但驻守于全国各地的旗人遭遇并不完全一样，具体到京旗，并没有如西安、杭州等处旗营那样遭受战火的屠戮，给他们印象最深的，除了旗饷也就是“铁杆庄稼”被裁停之后生计的贫困之外，就是在求学、就业等方面受到的歧视，这导致他们不得不隐姓埋名，改写民族成分，并最终如“水银泻地”般地消失在汉族人的汪洋大海之中。在本书选取的7名满族旗人后裔中，除了从外省驻防城逃来京师的文毓秋老人之外，其余的6名，只有吴效兰女士一人报了满族，其余5名，虽然是最有旗人味儿的“姑奶奶”，却都报了汉族。作为汉军旗人后代的一对姐妹，认为自己本来就是汉族人，蒙古八旗的后代更是理所当然地回归到蒙古人中间。这一现象的意义，不仅仅是为族群认同问题添加某些材料，还尤其在于，它为北京旗人在民国年间的迅速消失，提供了生动的佐证。

然而，即使他们将民族成分改成了汉族，但“姑奶奶”的特点在她们身上却仍清晰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