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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声,他却冷冷加问一句:“恐怕这也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思想吧?”
“文革”时的大作家浩然,其成名作《金光大道》多有编辑“政治拔高”之力,如编辑要求写入“抗美援朝”,把小标题《堵挡》改为战斗性强的《阻击》,把《让房》改为《让房破阴谋》,浩然苦笑语:“我不同意这么改,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保护一点我的艺术创作……”但他最终接受了编辑要求,小说出版后他成为红极一时的“作家”。浩然晚年说:“《金光大道》圆了我的梦……迄今为止,我还从未为以前的作品后悔过;相反,我为它们骄傲……”
戴乃迭“文革”中受冲击,被关三年。出狱后,并不见有丝毫牢骚,而字字诤诤几如“无产阶级革命派”,又毫无肃杀之气,一脉温情如水,有如英吉利诗人的白朗宁,或简·奥斯汀。一天,她遇到黄宗江,问黄:“宗江,你吃过什么苦?”黄尚未及思索,她已意气风发地自问自答:“我吃的最大的苦也就是在重庆吃不上鸡蛋。”她一言以蔽之曰:“我们缺乏阶级仇恨。”
韩三洲回忆,“文革”期间,“批林批孔”,如火如荼。一老工人登台发言,慷慨激昂:“林贼这个野心家、阴谋家真不知好歹,都当上二把手了,还不知足,还想篡党夺权!要是换上我们工人阶级,肯定好好干!”
季羡林晚年以中国话说出了中国文化将领先世界的理由,即“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二十一世纪该是中国人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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