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编 个人、地方与天下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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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第十二章 现代中国的个人认同</h2>

现代性的重要标志之一是个人的兴起与个人主义的出现。改革开放近40年，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迁，毛泽东时代的集体主义精神与集体主义社会全面解体，自我意识、个人权利的观念空前高涨，一个个人主义的社会已经来临。不过，在当代中国的个人主义之中，占主流的似乎不是我们所期望的那种具有道德自主性的、权利与责任平衡的个人主义（inpidualism），而是一种中国传统意义上杨朱式的唯我主义（egoism）。这种唯我式的个人主义，以自我为中心，以物欲为目标，放弃公共责任，是一种自利性的人生观念和人生态度。

关于这种唯我式的个人主义，阎云翔在他的研究著作《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之中有非常精彩的分析。他通过对黑龙江一个村庄的人类学研究，将世俗社会中涌现出来的个人，称之为“自我中心的无公德的个人”。[1]本章的重点不是讨论这种唯我式的个人在当代中国的具体表现，而是通过思想史的途径，探讨这种唯我式的个人主义如何从中国思想史中演变而来，古代中国留下了什么样的思想传统，在晚清和五四时期，近代的个人主义如何发酵，并为唯我式个人的出现提供了历史契机。

<h3>一、古代中国个人的思想传统</h3>

中国古代并非一个个人主义的社会，而是儒家传统所主导的社群主义社会。中国古代的社群主义，是一种伦理本位的关系主义。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指出：中国文化既不是个人本位，也非群体本位，而是将重点放在人际关系上，以伦理或关系为本位。[2]中国哲学不存在欧洲那样根深蒂固的本体论和本位论传统，在天与人、自然与社会、个人与群体等关系上，中国不是像西方那样首先确定何为主体，何为客体，化约为某种本位意识。史华慈颇有洞见地指出：在中国的思想传统中，不存在西方那样的化约主义。[3]虽然法家和墨家比较偏向集体，道家比较偏向个人，但作为中国文化传统主流的儒家文化，可以说“择中而处，即居于集体与个体的两极之间”。[4]余英时在其名篇《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中谈道：“儒家一方面强调‘为仁由己’，即个人的价值自觉，另一方面又强调人伦秩序。”[5]个人是很重要的，但这一“个人”并非西方近代的权利主体，而是一个具有价值自觉的道德主体，同时，这一主体对于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