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五四：世界主义情怀的爱国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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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爱国主义在神州大地业已成为强大而广泛的意识形态。1919年的五四运动，[1]长期以来也被教科书和主流媒体定格为一场爱国主义的集体记忆，被周期性地顶礼膜拜。固然，五四运动有其爱国主义的面相，但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爱国主义？它与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所掀起的世界主义、再造社会以及个人的崛起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即便在对五四的研究似乎已汗牛充栋的今天，这些问题仍然有重新反思的空间。

在这里，不妨重提五四运动总指挥傅斯年对五四运动的阐释。在运动发生过后的半年左右，傅斯年撰文指出：“若说这五四运动单是爱国运动，我便不赞一词了：我对这五四运动所以重视的，为它的出发点是直接行动，是唤起公众责任心的运动。我是绝不主张国家主义的人，然而人类生活的发挥，全以责任心为基石。”[2]从中可以看到，傅斯年对五四的理解，不是简单地将其视为抗拒强权的爱国运动，而是在世界主义精神感召之下，一场轰轰烈烈的捍卫公理、捍卫全球价值的普世性运动。

张灏先生一再强调，五四运动具有复杂的两歧性取向，既有民族主义的关怀，又有世界主义的精神，二者之间呈现出复杂的吊诡关系。[3]五四的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爱国运动与社会运动如何历史地互相纠缠、彼此镶嵌？我们不妨回到中国近代的思想脉络与历史语境之中详加考察。

<h3>一、晚清的“世界的国家”</h3>

在中国思想传统之中，只有王朝与天下，并没有现代的民族国家观念。19世纪中叶以后，当中国被迫卷入弱肉强食的世界竞争体系时，遂萌发民族国家意识。近代的国家，有对内与对外两个面相。对内相对于个人（国民），对外相对于世界。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国家与个人、国家与世界的观念是同时诞生的。

晚清所出现的国家观念，主要是国家有机体论。近代的国家理论，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古典自由主义的国家工具论，另一种是德国的国家有机体论。国家工具论是一种机械主义的国家观，它认为社会中最重要的是原子式的个人，这些个人拥有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而国家仅仅是维持公共秩序、捍卫个人基本权利的工具；有机论的国家观则认为国家就像一个有机体，由国民组成，但整体大于部分之和，虽然个人有其内在价值，但国家作为国民有机体之整体，也有其自身的目的。

在晚清，国家工具论的影响比较有限，而国家有机体论的影响要大得多。以斯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