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五四：世界主义情怀的爱国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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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自好之士。陈独秀将之称为“持续的治本的爱国主义者”。[12]爱国主义的重心从国家下移到个人，要救国，首先要有独立的个人。

与清末民初的民族主义狂飙不同，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是一个个人主义的时代。近代意义上的个人观念虽然在晚清就与国家一起诞生，但晚清的个人是一集合性的概念，指的是与国家同一化的国民。[13]但到新文化运动时期，与国家分离乃至对立的个人观念出现了。当个人与国家分离，成为一个个别的、自明的、具有内在自我深度的概念时，国家有机体论便失去了存在的依据。国民与国家不再是不可分离的有机体，而是变成目的与工具的关系，国家只是实现人民权利的政治性工具。

在从国家有机体论向国家工具论观念转型的过程之中，《甲寅》杂志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该杂志创办于1914年春天，不少作者如陈独秀、李大钊、高一涵、易白沙等，后来都成为《新青年》的核心。主编章士钊留学英伦，深受英国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他在1915年就指出：“中国之大患在不识国家为何物，以为国家神圣，理不可渎。”[14]什么是国家？章士钊依据英美的思想传统认为：“国家者，乃自由人民为公益而结为一体，以享其自有而布公道于他人。”[15]针对清末民初那些国权至上论者不分国家与政府，将政府误认为是国家的流行意见，章士钊从政治学原理特别区分了国家与政府。所谓国家，乃是统治权之本体；所谓政府，乃是秉承国家之意志，管理政治事务之权力机构。“政府由宪法而生，国家决非由宪法而生。国家者造宪法者也，宪法者非造国家者也。有国家而后有宪法，有宪法而后有政府。国家者乃纯乎立乎政府之外，而又超乎政府之上。”[16]

章士钊的国家工具论得到了陈独秀、高一涵等人的呼应，并在后来的《新青年》《新潮》杂志中继续得以发挥。留学日本的高一涵是新文化运动中政治哲学造诣最深的学者，他在论述政治思想在近代的三大变迁时，首先分析了国家观念的变化。在他看来，古代人，比如古希腊罗马，莫不以国家为人类生活的最高目的，人民权利，皆为国家而牺牲。18世纪的欧洲新国家主义思潮，如费希特、黑格尔、马志尼、格林等人，也以国家为最高理想。但是近来政治思想的潮流变了，“确认国家无自身之目的，惟以人类之目的为目的”。[17]这个人类，不再是抽象的群体，而是具体的个人，是启蒙学者们特别强调的一个个“小己”。高一涵在另一篇文章中明确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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