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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键所在，也是大汉国祚得以延续的根基。中兴之路非常长，非常艰险，需要君臣上下齐心，群策群力，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李玮稍稍停顿了一下，语调低沉地说道，“今天社稷的危亡是改制中兴的一个契机，但也许我们会失败，也许我们都会和商鞅一样，死于非命，所以请大人务必慎重，惧重又慎重。”
李玮的解释，让李弘彻底明白了这一年来社稷动荡的根本原因，明白了先帝之所以要力保奸阉，利用皇统之争大肆打击士人的真正原因，明白了先帝在临终前送出长公主连下两道遗诏的本意。先帝要捍卫皇权，捍卫皇帝和皇室至高无上的权威。
自己在不知不觉中，陷进了皇权和相权的争斗，陷进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治国策略的争斗，陷进了学术思想的争斗。
先帝恩宠自己，说自己拱卫了社稷，而士人要杀自己，说自己威胁了社稷。现在看来，这两种说法都对，因为自己强大的武力对他们维护各自的治国理念产生了完全不同的作用。
先帝和士人之争表面上看是为了权力，但权力之争的背后其实是江山社稷。谁拥有了治理天下的权柄，谁就是这江山社稷的真正统治者。
在皇帝看来，皇帝就是社稷的统治者，其他人都是我的臣民。在士人看来，皇帝不过是个象征，忠于皇帝和忠于大汉是一样的，士人才是社稷的真正统治者。
孝武皇帝改制皇权至上，孝宣皇帝改制失败，皇权还是至上，光武皇帝变本加厉皇权天授，其实就是皇帝告诉士人，我就是大汉，大汉就是我，我就是社稷，社稷就是我。但大汉的士人们不卖这个帐，他们不断地从学术、从国策等各个方面顽强的向皇权发动挑战。
古文经学已经产生了大约两百多年，而古文经学的发展，正是王莽篡汉、社稷动荡的一段时间。古文经学发展非常快，后来今文经学为了维护皇权，和古文经学明争暗斗，到孝章皇帝的白虎观大议时，到达顶峰。此后，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的争论迅速转化为朝堂上皇权和相权的争斗。一百多年来的事实证明，这也是大汉国开始迅速走向没落的开始。
到了孝桓皇帝、孝灵皇帝朝，皇权和相权的争斗变得血腥而残酷。两次党锢之祸让士人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但同时也摧毁了一部分士人对皇权的膜拜和尊奉，坚定了另外一部分士人用武力改制的决心。
中平六年（公元189年）的洛阳之乱，给士人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和平改制的机会，但这个绝佳的机会稍纵即逝，董卓的突然出现彻底击碎了士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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