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文字狱——盛世须用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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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冲突和经济纠纷日益增多。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民众的政治意识、权利意识也同步觉醒，社会上出现一些自发的维权组织，这本是一个正常的社会现象，也是政治文明发展的一个难得契机。

乾隆年间，在地主与佃户的经济冲突中，佃户们表现出越来越多的组织性。他们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相互联系，用演戏、赛会、歃血、结盟的方式团聚起来，有组织地和地主进行斗争。有的地方出现了铁尺会、乌龙会、长关会等组织。乾隆十八年（1753年），福建邵武佃农杜正祈等“结无赖子数十人，屡与田主搆难。恃拳勇，入市强横，久之党渐众，遂阴蓄异谋，人给一铁尺，号铁尺会”。有的地方还设立会馆，推举佃长，甚至组织武装，与地主们公开对抗。中国民间社会的自我组织性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面对这种形势，乾隆的第一反应是恐惧。

在乾隆看来，“涓涓不绝，将成江河，萌芽不剪，将寻斧柯”。在乾隆时代，一切民众聚集事件都被视为敌对事件。为了防微杜渐，他必须在“群情汹涌之初”，“擒首恶以儆余凶”。乾隆规定，严禁民间结盟、罢市、聚众殴官，如果至四五十人，那么“不分首从，即行正法”。

乾隆六年（1741年），户部宝泉局，也就是相当于今天财政部印钞厂的两千多名工人，因反对工头克扣工资，停炉罢工。步军统领衙门出兵弹压，工人们“俱登厂内土堆，抛砖掷瓦喊叫”，官兵竟向手无寸铁的工匠施放鸟枪。事后，乾隆帝还因为没有杀几个人而嫌官兵镇压不力，朱批道：“办理殊怯矣！此等刁民，即枪伤一二何妨。”“此等刁风，甚属可恶……着舒赫德等严访为首之人，务必重处，以警其余。”

对于“刁民”自发组织起来的抗税抗租行为，他更是严厉打击，决不手软。

江苏崇明老施二抗税事件报闻之后，乾隆皇帝批示道：“此等刁风，不可长也，务获实犯奏闻。”此案的最终处理结果是，“老施二依拟应斩，著监候秋后处决”。

乾隆十三年（1748年），苏州米商囤粮抬价，一介布衣顾尧年和平到官府请愿，请求官员控制粮价，保证贫民能活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