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大门口的陌生人：抵抗的政治 （1842—1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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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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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良还是叛逆？</h2>
不用官兵，不用国帑，自己出力……若不杀尽汝等猪狗，便非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我们一言既出，万折不回，一定要杀，一定要砍，一定要烧死汝等。汝若请人劝我，我亦不依；务必要剥汝之皮，食汝之肉，方知我等厉害也。
绅士布告，1841年6月5日[1]
1841年6月，南海、番禺的绅士发现了军事上获得成功的新公式——民之意志。夷人还怎能同他们作对？民众、绅士甚至官吏是一条心了。南方地区痛苦的内部残杀——汉奸对忠良之争——将停止，民族的灵魂将得到拯救，精神将胜过物质。[2]
民众热情的诚挚性是无疑的。在三元里事件后很久，一些爱国的乡勇仍在继续诛锄“汉奸”，袭击黄埔附近的英国船只或登岸的人。[3]绅士们要做的，就是说服地方政府：这些作法既没有错，也不是潜在的叛乱行为。请愿书雪片似地送到总督衙门，要求官府提供援助。“要知我辈素娴遗经，深知大义”[4]。领导三元里事件的举人何玉成，要求允许士人组织一个全番禺县的团练局。他向总督保证，农民深明“大义”，绅士可以担保他们政治上可靠。[5]
绅士们有以下几条理由要让团练存在。首先，保护农村地区不受无赖、逃兵、土匪的骚扰是最现实的问题。由于鸦片战争，形成了一股社会混乱的浪潮。在英军攻击广州城期间，成千上万的人流离失所。一位中国官员估计，城郊居民十之八九被迫逃到乡村或到旧城内避难。[6]土匪像蝗虫一样出现，他们中许多人原来是士兵。秘密会社也转为公开，虏掠、抢劫。士兵复员后，情况愈来愈糟。许多地方上的望族从而认为，只有保存团练，才能保住他们的身家、土地及村庄。[7]还有人诚信，保卫广州城不受洋人侵犯——即便不谈保卫大清帝国，要靠这种地方创建的团练。的确，八旗军队在1841年5月惨败以后，已不能起任何作用了。“今日之兵如此，则后日可知，一省之兵如此，则无下可知”[8]。此外，像何玉成那样的人也不愿意团练运动失去它在三元里之后所具有的激动人心的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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