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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长崎会所。但在日本各藩中，只岛津搞对外贸易，拥有从清国进口的“唐物”。文化七年1810年，岛津迫使幕府准许其在长崎出售唐物。起初，在货物品种上有限制，但岛津硬是扩大了品种。岛津之所以如此具有威慑力，是因为手中有一张王牌——“这是为了帮助琉球，如果不这么做，琉球就会脱离日本。”对此，幕府不得不让步。
总之，岛津充分利用参加长崎会所的特权，不，应当说，是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这一特权，起初只是买卖琉球的朝贡贸易品，后来也偷偷从事其他对外贸易。倘若其他藩私藏唐物被发现，幕府立刻就会怀疑其走私，这有可能导致其倾家荡产。但岛津藩只要一说“这是琉球的朝贡贸易品”就万事大吉了。可以说，这是岛津藩最完美的护身符，由此，既保证了贸易品来源之合法，又可以拿到合法市场——长崎会所上出售。
当然，走私贸易不会有正式记载，但琉球搞朝贡以外的贸易，圈里人心知肚明。唐船在琉球停靠，出售唐物，购买被称为“俵物”的海产品。不过和长崎不同的是，在琉球交易不需要那个麻烦的信牌。后来，唐船扩大范围，甚至出现在了萨摩的海面上。由于和岛津贸易有利可图，很多持正式信牌的唐船在开往长崎前，都会先在萨摩海面或近海各岛处理一部分货物。有的唐船进入长崎时几乎是一艘空船。
岛津藩的走私对象主要就是金顺记。连理文去琉球也是为这事儿。另外，他还担负同萨摩谈判的重任。岛津藩琉球馆的大久保利世，就是对方的负责人之一。理文和他的儿子正助成了好朋友。
按惯例，四号船会在坊津卸下和岛津交易的货物，然后开往长崎。连理文有事要去长崎，于是决定乘坐这艘船。为他送行的青年正助后来成了大名鼎鼎的大久保利通[2]，而当时，正助在岛津藩记录所担任见习文书。
四号船甲板上锣鼓喧天。为庆祝安全抵达，举行这种热闹的仪式已成为惯例。唐船先在港外下碇，等候长崎衙门处理。不一会儿，岸边划出几十只小船，给唐船拴上缆绳，将其引如港内。入港后，唐船再次下碇，锣鼓再次响起。等锣鼓声停，长崎衙门的检查官和通事们便登上唐船。他们把写着禁令的木牌挂在桅杆上。禁令是以日文写成的，由通事译成汉语，念给船上的人听，主要是关于天主教的事。
念完禁令就是办入境手续，即检查信牌、货物单和花名册。连理文是在萨摩海面上船的，但花名册上写着他是从清国上船的。货物单是开船之前就做好的，去掉了给萨摩的货物，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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