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子皇帝与无冕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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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国家的征收价，并不算强买强卖，当然也就不存在什么涉嫌受贿的问题了。

如果说张山寿的判决已经有轻描淡写之嫌，那么张睿册的改判则是赤裸裸的官官相护了。监察御史韦思谦义愤填膺，当即上奏抗辩。他认为：“国家征收土地是一种政府行为，而官员们的私下交易纯属个人行为，岂能按国家征收价执行？张睿册是在任意曲解法律，目的是谄媚高官、欺罔君上，其罪当诛！”

在弄清基本事实并听取双方的意见之后，高宗李治采纳了首席宰相长孙无忌的建议，作出了最终裁决——将禇遂良和张睿册一起贬职。

永徽元年十一月末，禇遂良被外放为同州（今陕西大荔县）刺史，张睿册被外放为循州（今广东惠州市）刺史。

这就是永徽初年的禇遂良抑买土地案。

案件至此似乎已经了结，但是李治的心情却久久不能平静。

首先，禇遂良是当朝宰辅，又是太宗皇帝亲自指定的顾命大臣，如今却触犯法律，不得不被贬出朝廷，李治实在是有些于心不忍；其次，这个案件本身的性质并不严重，可是在审理过程中却暴露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司法官员似乎都在有意袒护身为宰相的禇遂良，而且越大的官越是明目张胆地维护他。

这个现象顿时引起了天子李治的警觉——莫非朝中隐然已有朋党迹象？莫非张行成所说的“大臣阴谋”，已经在此露出了端倪？

为了证实自己的猜测，或者说为了打消自己的疑虑，李治于永徽二年（公元651年）的闰九月，与首席宰相长孙无忌进行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谈话。

这番君臣对话表面上波澜不惊，双方都显得和颜悦色，可实际上却暗藏机锋，充满了弦外之音。

话题是高宗首先提出的。他说：“朕广开言路，命群臣上疏，希望得到一些对朝政有益的意见，以备择用采纳，可为何一直以来上疏虽多，但却一无可用呢？”

长孙无忌从容自若地说：“自从陛下即位以来，政治清明，法律齐备，既无遗漏，更无缺失，所以，那些企图通过进言获得超擢任用的侥幸之徒，自然是无从置喙。正因如此，陛下才会看不到对政教有所裨益的言论。当然了，无论如何，广开言路还是有必要的，或许偶尔能听到一些真知灼见，倘若杜绝言路，恐怕下情就不能上达了。”

长孙无忌一番话说得滴水不漏，可高宗李治却听得很不是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