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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做的事，你做事后产生的后果，是不是符合道德要求。
一个人可以逮捕不法分子，可以举报侦查贪官，前提是你做事的过程和后果，是好还是坏。
你抓错了人，举报错了人，你说你好心办了坏事，那不好意思，你就要受到惩处。
因为你的结果，没有符合道德要求。
你一家学堂，逮捕了犯罪分子，那没问题，你是在行使公权力。可要是这家学堂抓错了人，那么学堂就要受到惩罚。
这就是大唐的公权力，听起来是不是很霸道？
其实，华夏古代政治，一直是这么干的。
族权行使的，就是一种公权力。在华夏古代，所谓的公，从来就不是朝廷和官府垄断，其判断标准是公心。也就是所谓“为公为私”。
宋朝各部门的相互弹劾和职责上的重叠，也是这种公权力的体现。只不过，赵官家这么干是制衡权术，而李洛这么干是为了各部门相互监督。
那么华夏古代以封建道德为依据的法律，是不是落后于时代呢？是不是不能进化出比西方更好的法制体系呢？
当然不是。
比较一下就知道了。华夏后世的治安环境，很明显比西方好，而且还是发展中国家。
为什么？
就是因为古代德治法律体系的惯性影响。说句不自夸的话，中国人的道德价值观，一贯就比西方强。
李洛和崔秀宁完全能在华夏传统的基础上，搞出比后世西方更好的法制设计。
华夏这样的文明，要真是如此不堪，那早就烟消云散了。
自己搞出一套东西，成为将来的世界普世价值，不好么？
对公权力的制衡，完全可以通过各部门的相互制约监督，打破官官相护的习俗。弱化党争和路线之争，代之以部门之争，更有利于吏治。部门之间相互找问题，官员贪腐就更加困难，滥用职权、不作为、官道失贞等行为就更容易暴露。
这难道不比“法无授权不可为”强？
“法无授权不可为”，并没有推导出“法有授权必要为”，政府完全可以推卸责任，装聋作哑。后世西方政府信奉在管理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甚至放任自流就有依据了。
历史选择西方文明难道是注定的？无非是后世西方发达了，先制定了标准，掌握了意识形态的霸权而已。
两人要是在古代就处处学西方，那也太Low了。反正，大唐不能在后世出现一条铁路因为私人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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