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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 title="家庭生活细节——俄国的18世纪人物——我家的一天——客人与常来的人——佐年贝格——听差及其他人">家庭生活细节——俄国的18世纪人物——我家的一天——客人与常来的人1——佐年贝格——听差及其他人</h3>
我的家死气沉沉,一年年越来越无法忍受了。如果不是快进大学,不是新的友谊,不是醉心于政治,不是性格活跃,我不闷死,也得离家出走。
我的父亲心情舒畅的时候极少,他总是对一切不满。他天生绝顶聪明,观察力敏锐,又博闻强记,见多识广;作为一位“完美的”绅士,他本来可以成为非常可爱和有趣的人,但他偏不愿这样,以致日益陷入了孤僻、任性、与世隔绝的状态。
很难说,究竟是什么把忧郁和愤怒带进了他的血液。他一生不曾有过热情奔放的时期,不曾有过重大的不幸、错误和挫折。他那种恶意的嘲笑,那种充满在灵魂深处的恚恨,那种对人的猜疑和疏远,那种折磨着他的烦恼,根源在哪里,我始终想不明白。莫非他藏着从未向人透露过的某种回忆,进入了坟墓,或者这不过是18世纪和俄罗斯生活这两种截然对立的事物互相渗透的结果,而作为媒介的第三者又是好逸恶劳的地主习性,它也大大助长了那种违反常情的发展。
上世纪在西方,特别在法国,产生过一批杰出的人才,他们既带有摄政时期2的一切弱点,又具备斯巴达和罗马的全部力量。这些集福布拉斯3和雷古卢斯4于一身的人物,打开了革命的大门,首先冲了进去,争先恐后、你推我挤地奔向断头台的“窗洞”。在我们这个世纪,这种完整、刚强的性格已如凤毛麟角,相反,在上个世纪这种人却到处都是,甚至在不需要他们的地方也出现了他们,以致除了变成畸形怪物,他们没有其他出路。在俄国,受到这股强大的西方风气侵袭的人,没有成为叱咤风云的俊杰,却成了别开生面的怪人。在国内,他们是外国人,在国外,他们还是外国人。这些游手好闲的旁观者,对俄国说来已被西方的偏见所败坏,对西方说来又已被俄国习俗所腐蚀。他们成了一种无用的智力,终于在反常的生活、感官的享乐和极端的利己主义中葬送了一生。
在莫斯科,属于这类人的,首先是以智慧和财富著称的俄国大贵人和欧洲大阔佬,鞑靼公爵尼·包·尤苏波夫5。在他周围聚集了一大群白发的老风流和“自由思想家”,那一切马萨利斯基、桑季6和其他人。他们全都相当聪明而有学问,然而却无所事事,只能纵情声色,优游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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