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 监狱与流放（1834—1838） 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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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亲几乎昏厥。

所有的仆人都含着眼泪送我下楼，争先恐后吻我的手——我像活着参加自己的出殡。警察局长皱皱眉头，催我快走。

出了大门，他命令全队集合；我看到他一共带来四个哥萨克，两个警官和两名警察。

“让我回家吧。”一个满面胡髭、坐在门口的人向警察局长恳求。

“去吧。”米勒说。

“这是什么人？”我坐上马车时问。

“见证人；您知道，没有见证人，警察是不准走进居民家中的。”

“因此你们把他留在大门外面？”

“这不过是例行手续！其实何必多此一举，不让人睡觉。”米勒说。

两个哥萨克骑了马护送我们。

警察所内没有专门关押我的屋子。局长命令，让我天亮以前睡在办公室中。他亲自把我带到那里，自己朝安乐椅上一坐，一边困得直打哈欠，一边叨咕：“这鬼差使，从三点钟起就到处跑，又跟您磨到了天亮——现在恐怕已经三四点钟了吧，可明天九点还得向上头汇报。”他坐了一会儿，说声“再见”，便走了。军士锁上门，对我说，如果有事，可以在门上敲几下。

我打开窗户——东方已经发白，晨风微微吹拂；我向军士要了一大杯水，喝得光光的。我一点也不想睡。再说，也没有地方可躺，除了两把皮椅和一张安乐椅，办公室里只有一只堆满公文的大桌子，墙旮旯的小桌子上堆的案卷更多。幽暗的长明灯不能照亮房间，只在天花板上映出一个摆动的光圈，随着曙光的到来，光圈正逐渐暗淡。

我坐在所长的位子上，随手从桌上拿起一份文件翻阅，这是加加林公爵家一个仆人的埋葬证和检验书，证明根据一切科学鉴定，该人确系因病死亡。我又拿起另一份，那是警察条例；我匆匆浏览一遍，发现其中有一条这么写：“一切被捕者在被捕后三日内，均有权获知被捕原因，否则应即释放。”我记住了这条条文。

过了个把钟头，我看到我们的管家从窗外走过，他是来给我送枕头、被子和大衣的。他大概在向军士说情，要求让他进屋见我。这是个白发老人，我小时候曾给他的两三个孩子祝福过。军士粗声粗气吆喝着，把他赶走；我家一个车夫站在旁边。我从窗口叫他们。军士慌了，命令他们快走。老头儿向我弯腰鞠躬，流下了眼泪。车夫把马抽了一鞭，摘下帽子，揉揉眼睛，马车便驶走了，我不觉泪如泉涌，心潮澎湃。这是我被囚禁后最初的、也是最后的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