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 莫斯科、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1840—1847） 尼·赫·凯切尔（1842—1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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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与人民的真正的、直接的联系，那种从吃奶时起就养成的、随着最初的玩具而俱来的、哪怕在地主府上也存在的东西。外国的技师、手艺人、工匠和他们的老板们，构成了一个独特的天地，他们的生活习惯和趣味使他们与俄国的上层和下层都互相隔绝。这些人的私生活往往高尚得多，纯洁得多，不像我们的商人那么粗野专横、荒淫无耻，也不像我们的小市民那么不顾死活地酗酒，更不像我们的官吏那么狭隘、卑鄙，专干贪赃枉法的勾当。然而这些外国人与周围的世界不通声气，他们一开始就带来了另一种作风，另一些原则。

凯切尔的母亲是俄国人，大概正因为这一点凯切尔才没有成为外国人。我并不认为她关心孩子的教育，但非常重要的是，孩子们接受了东正教的洗礼，也就是说，没有树立任何真正的信仰。如果他们是路德派教徒或天主教徒，他们就会完全德国化，走进这个或那个德国教堂，不自觉地加入某个与社会隔绝的、独树一帜的侨民组织，追随它的教派，拥护它的宗教利益。俄国教会则不同，谁也不会强迫凯切尔进教堂，何况即使他小时常上教堂，它也不像它的姊妹教堂，尤其是那些身处异乡客地的姊妹教堂那样，具有蛛网般的粘结能力。

要知道，我谈的这个时期，根本说不上什么东正教的狂热信仰。那时的教会与国家一样，从不千方百计保卫自己，也不关心自己的权利，这可能是因为谁也不会侵犯它们。大家知道，这是怎样的两头野兽，不会把手伸进它们的嘴巴。然而它们也不会把过路人抓进大门，责备他们背弃正教精神，或者怀疑他们的正统信仰。当莫斯科大学开设神学课程时，老教授海姆1，那位给我们留下了几部宝贵辞典的人，在学校的大礼堂上惶惶不安地说：“俄国这所著名大学的末日到了。”哪怕以马格尼茨基和鲁尼奇为代表的宗教狂瘟疫，那种丧失理智的、煊赫一时的、特务式的、警察式的（与我们的一切一样）宗教狂，也只是像一股凶险的旋风卷倒了落在它手中的人们，便化作形形色色的福季和伯爵夫人而销声匿迹了2。在中学和小学中，教义问答课只是一种形式，是应付考试的，因为考试总是从“神学”开始。

到一定的时候，凯切尔进了医科大学。这也是纯粹外国式的学府，没有太多的东正教精神。在那儿教课的有“正直的基督徒”洛德尔，他是歌德的朋友，洪堡的老师，一位坚定的自由思想家，当时的杰出人才之一，正是这些人使德国上升到了它不敢想望的高度。对于他们，科学还是一种宗教、宣传和战斗，他们本人也刚摆脱神学的羁绊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