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 莫斯科、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1840—1847） 尼·赫·凯切尔（1842—1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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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真理。他竭力想过拉方登9的“畸零人”式生活，成为“索科利尼基10的鲁滨孙”。他家的小花园中有一个亭子，他搬进里面，于是像当时尼·阿·波列沃伊调侃他的，“凯切尔医师在那儿翻译席勒医师的作品了”11。亭子的门没有锁……屋内连转身也困难。但这正是他所需要的。早上他在园子里翻土，种花，移栽树木，免费给附近的穷人治病，校对《强盗》和《斐艾斯柯》12的校样，读马拉和罗伯斯庇尔的演说辞，代替对梦想的未来的祈祷。总之，如果他少读一点书，多拿一点铁锹，他就可以成为卢梭的理想人物了。

凯切尔是在1831年通过瓦季姆的关系与我们熟识的13。那时我们的小组除了他和我，还有萨佐诺夫、萨京、帕谢克和他两个哥哥，以及两三个大学生；凯切尔认为我们是实现他的神圣理想的种子，是1826年被刈割一空的庄稼地14上新长出的幼苗，因此满腔热情地靠拢我们。他比我们年长，很快就掌握了“精神检察官”的大权，我们每走一步，他总要提出意见，有时甚至是训斥。我们相信他是实事求是的人，经验比我们丰富，何况我们爱他，非常爱他。谁病了，凯切尔便来当护士，直到病人痊愈才离开。科尔列伊夫、安东诺维奇等人被捕后，凯切尔首先到监狱探望他们，安慰他们，替他们奔走，以致宪兵将军利索夫斯基把他叫去，要他当心一些，别忘了自己的身份（军医官！）。纳杰日金15“在理论上”爱上了一位小姐，想与她秘密结婚，因为她的父母坚决反对这门亲事，于是凯切尔自告奋勇，替他安排了浪漫主义的私奔，亲自裹了那件著名的红里子黑斗篷，与新郎一起坐在圣诞林荫大道的长凳上，等待那神圣的信号。信号老是没有出现。纳杰日金感到伤心和沮丧。凯切尔用斯多葛派的坚毅精神安慰他，可是绝望和安慰对纳杰日金发生了奇特的作用：他睡着了。凯切尔皱紧眉头，在林荫道上闷闷不乐地徘徊。纳杰日金半睡不醒地说：“她不来了，我们回家睡觉吧。”凯切尔把眉头皱得更紧了，没精打采地摇摇头，扶着昏昏欲睡的纳杰日金回家了。他们刚走，小姐从家中出来了，约定的信号重复了不是一次，而是十来次，她等了一两个钟头；一切静悄悄的，她也静悄悄地走回了自己的闺房，大概哭了一场，然而也彻底治好了对纳杰日金的相思病16。凯切尔一直不能宽恕纳杰日金的瞌睡症，总是摇摇头，张开颤抖的下嘴唇说：“他不爱她！”

我们坐牢的时候，凯切尔的关心，我结婚的时候，他对我的帮助，我都在其他地方谈过了。1834至1840年的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