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西方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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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面，吓得什么似的。一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靠在步枪上，正讲着什么，我们走上前去。他的伙伴也与他一样都是孩子，有些醉了，脸上沾满火药末子；几夜不睡和酗酒使他们的眼睛红肿了，不少人把下巴搁在枪口上正打瞌睡。

“嘿，当时那情形已没法形容了，”他停了一会儿以后又接着道，“不过他们打得不坏，当然，我们还是为我们的伙伴报了仇！他们死了多少人哟！我就插上刺刀亲手捅死了五六个家伙——让他们永远记住！”他又说，竭力把自己装扮成冷酷无情的歹徒。

妇女们脸色发白，没有作声，一个管院子的说道：“活该，这些混蛋自己找死！”但这野蛮的意见没有引起丝毫共鸣。这些人处在社会的最下层，不可能对屠杀和那个被培养成凶手的不幸孩子产生同情。

我们一言不发，闷闷不乐地向马德莱教堂走去。在那里，国民自卫军的一队哨兵拦住了我们，先是搜口袋，问我们上哪儿，然后放行了；但过了马德莱教堂，第二道哨兵线却不准通过，要我们往回走；我们回到第一道哨兵线，又给拦住了。

“可是你们看到，我们是刚过去的。”

“不准通过！”一个军官说。

“怎么，您是在跟我们开玩笑吧？”我问他。

“少跟我废话，”穿军装的小店主粗暴地答道，“逮捕他们，送往警察局，这个人（他指指我）我认识，在一次群众集会上看见过他，另一个一定也是这路货色；他们两个都不是法国人，一切由我负责，开步走！”

两个兵端着枪走在前面，两个在后面，左右一边一个，押着我们。我们遇到的第一个人纽扣洞上挂着一块愚蠢的牌子，这是人民代表托克维尔16，写过关于美国的书。我找他谈了被捕的经过，因为这不是闹着玩的，当时许多人未经审讯便被关进了监狱，或者扣押在杜伊勒里宫的地下室，甚至被枪杀。但托克维尔连我们是谁也没问，只是彬彬有礼地行了个礼，发表了下面这句无耻的话：“立法机关无权干涉行政当局的活动！”由此可见，他后来当波拿巴的内阁官员是毫不奇怪的！

“行政当局”带着我们走过林荫道，拐进昂坦马路，前往警察局。这里似乎应该顺便讲一下，不论在逮捕时，搜查时，或者在路上，我都没见到一个警察：一切都由武装的小市民在做。林荫道上空无一人，所有的店铺都关了门，居民听到脚步声便拥到窗口观看，打听我们是什么人。押送的兵答道：“外国暴乱分子。”于是好心的市民们便咬牙切齿地望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