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岑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第三十七章,往事与随想,赫尔岑,114中文），接着再看更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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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不论我怎么早走进邮局咖啡馆，大夫总在那里，而且已读过三四份报纸了。一天，他伸起一根手指，神秘地叫我过去，凑在我耳边说道：
“我想，今天巴黎一定热烈得很。”
“为什么？”
“我不能告诉你，我是听谁说的，不过这人是赖德律-洛兰的亲信，他刚路过这儿……”
“算了，亲爱的医生，昨天和前天你不都在等待发生什么事变吗？”
“这有什么，罗马不是在一天中建立成功的。”
我便在这咖啡馆里，跟这位医生，也就是海因岑的朋友，谈到了海因岑刚发表的那份大慈大悲的革命纲领。
我对他说：“为什么您的朋友要胡说八道，发表这种有害的废话？这就难怪反对派要大喊，瞧，这是个化身成德国人的马拉！再说，为什么要两百万人呢？”
P有些不好意思，但不愿背弃朋友。
“听着，”他最后说，“您也许忽略了一点：海因岑谈的是整个人类，在这数目中至少包括<em>二十万中国人</em>呢。”
“哦，照这么说就不一样了，他们是死不足惜的。”我答道。这以后我每逢想起这个自我安慰的理由，总觉得非常荒谬可笑。
我们在派基镇认识后过了两天，我住的贝尔格饭店的茶房走进我的房间，郑重其事地通报道：
“施特鲁沃将军带着副官们驾到。”
我心想，大概什么人故意支使这小家伙来跟我开玩笑，或者他自己搞错了，但是不然，这时门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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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斯塔夫·施特鲁沃
迈着从容不迫的步子进屋了……18
</blockquote>
他带着四位先生，两人全副武装，那是他们那支义勇军的装束，还戴着大大的红袖章和其他标志。施特鲁沃向我介绍了他的随从，按照民主精神称他们为“流亡中的兄弟们”。我很满意，发现其中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样子像刚读过一年多大学的学生，已经荣任了代理内政部长的要职。
施特鲁沃马上向我宣讲他关于七大灾祸的理论，这“七大灾祸”便是：教皇，神父，国王，士兵，银行家等等，还谈到了建立民主和革命的新宗教的问题。我向他指出，如果建立或不建立新宗教取决于我们的意愿，最好我们什么也别管，把这件事交给上帝处理，按事物的本质而论，这件事也与上帝关系最大。我们发生了争论。施特鲁沃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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