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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 title="伦敦的流亡者。德国人和法国人——派别——雨果——费利克斯·皮亚——路易·勃朗和阿尔芒·巴尔贝斯——《论自由》">德国人和法国人——派别——雨果——费利克斯·皮亚——路易·勃朗和阿尔芒·巴尔贝斯——《论自由》</h3> <blockquote>
我们坐在巴比伦的河边啼哭……
《诗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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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想从旁观者的角度,就1848年后汇集在伦敦的政治流亡者和放逐者的内部状况写一本书,他会给当代人的历史增添多么悲惨的一页。多少苦难的经历,多少贫困的日子和眼泪……生活又多么空虚,多么狭隘,头脑变得多么迟钝,多么一筹莫展,对现实多么不能理解,又多么固执己见,自以为是,沉浸在浅薄的自尊心中……
一方面,这是一些单纯的人,他们凭本能和心灵了解革命事业,为它作出了人所能作出的最大牺牲,甘愿过贫困的生活,他们构成了人数不多的志士仁人。另一方面,也有些人在拙劣的伪装下野心勃勃,对他们说来,革命是当官,是取得社会地位的手段,他们没有达到目的,于是逃亡到了国外;另外还有各种狂热分子,形形色色的偏执狂患者,心理变态的精神病人。正是由于这种神经质的、畸形发展的、受过刺激的心理状态,通灵活动在流亡者中风行一时;几乎所有的人,从维克多·雨果和赖德律-洛兰,到奎里柯·菲洛潘蒂2,都在搞降灵术……菲洛潘蒂走得更远,他甚至知道一千年前人们所做的一切……
然而与此同时,一步也没有前进。他们正如凡尔赛宫的大钟,时针始终指在一点——国王驾崩的时刻……他们本身也像凡尔赛的时钟,从路易十五3去世后,就忘了上发条。他们只是指向一件事,一个重大事件的终点。他们谈的是这件事,想的是这件事,一切都归结为这件事。过了五六个月,过了两三年,遇到的依然是那些人,那些集团,这是可怕的——争论的仍是那些问题,参加的仍是那些人,发出的仍是那些指责,只是被贫困和匮乏的生活刻在额上的皱纹多了几条,礼服和大衣破旧了,白发增多了,这一切使人变得衰老了,瘦弱了,忧郁了……然而谈的还是那些谈过千百遍的话!
革命在他们那里还是像90年代一样,仅仅是社会生活的形而上学观念,然而当时那种对斗争的天真热情,那种曾经赋予最贫瘠的普遍概念以鲜明色彩,赋予干巴巴的政治理论以血肉的热情,他们却没有,也不可能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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