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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烟囱，船中央是桅杆，旁边歪歪扭扭的高架子活像小孩搭的钟楼。我们越过沙滩，来到九曲四十四桥，沿着遍布礁石的海岸迂回曲折地前行。最后，我们看到海湾里停泊着一些小船，一群人身边堆满大包小包的行李。

“要是我们改主意，恐怕也会来这里。”婆婆说。

那不大可能。我们没那么容易被吓跑。

我和婆婆靠在石栏上，断断续续地听到船家和逃难者的讨价还价声。他们的声音忽高忽低，不时有恐慌的叫声响起，但很快又压抑下去，好像在担心自己的绝望情绪会不断拉高船费。

“按理说，”沿着九曲桥往回走时，我说道，“逃难并不可耻。”可我不太喜欢他们的样子，慌张成那样，惶惶似丧家之犬。就在昨天，我们也曾考虑过同样的事。“按理说，”我继续说，“即便最英勇的将军，也要懂得适时命令将士们撤退，重新布防。”婆婆可是将门之女，她应该清楚。

“你是在问我吗？”

我想着聿明，他为国家万死不辞，而这些人，却只顾着保全自己的卑微性命。我像孩提时那样，向婆婆坦率吐露心声，“如果说撤离可以光明正大，那为什么我在海湾上看到的只是胆怯懦弱？”

婆婆唇边闪过一丝笑容，却没有回答我。

到达山顶后，我们回望大海。海水湛蓝，对于世代移居于此的闽地人而言，那是一种希望之色。

“去岛上另一头看看吧。”婆婆说。

我们从岛上迂回的街巷中挑了一条相对最直的路线，横穿鼓浪屿的南部腹地。婆婆迈着大脚阔步往前走，长及脚踝的裙裾翻飞，我一路小跑地跟着她。离轮渡码头越近，就遇见越多迎面而来的人——背着包袱的后生、拖家带口的人、庄稼人、体面人，全是陌生的面孔。他们向我们打听市政厅、英华书院或任何可能收容难民的地方。一位戴着呢帽和墨镜，胡子花白的先生问我们鼓新路怎么走，说是有远房表亲住在那边。婆婆给他指了路，又向他打听前方的消息。

“昨天，”他说，“两位营长捐躯，谭师长负伤。我军只得连夜后撤到江头。厦门沦陷是迟早的事了。”他提起随身携带的竹笼，看着里面的金丝雀。“多少朋辈成新鬼，一言难尽啊。”这句诗令我热泪盈眶，不禁又想起了代老师。

我和婆婆互相搀扶着，从这群张皇的男女中挤出一条路来。在海堤上，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了厦门方向的逃难人潮。大小不一、各式各样的船只向鼓浪屿驶来，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