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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的第一个星期天，我回到了家乡。那个意大利人没有说谎，他确实给尼克・肯达尔写了信。消息先我而到，教父已告知了庄园上的仆人和佃户。威灵顿已经和马车一起在波得敏等我，马匹都挂着黑纱，威灵顿和马夫也佩戴黑纱，他们俩沉着脸，神情十分肃穆。

我终于回到了家乡，首先感到的是如释重负般的轻松，抑或是跨越欧洲的长途跋涉冲淡了所有的感情。记得我一见到威灵顿和马夫就本能地对他们笑了笑，拍着马背询问是否一切都好。我似乎又成了那个刚从学校回来的少年。老马夫举止有些呆板，表现出一种从没有过的拘谨。小马夫毕恭毕敬地打开马车的门。“菲利普先生，您这次回家一定很伤心。”威灵顿说。当我问及斯考比和家里其他人的情况时，他摇着头对我说，他们和所有的佃户都非常悲伤，自从大家得知这个坏消息，整个社区陷入悲痛之中，教堂在所有星期天都挂着黑纱。威灵顿还告诉我，给大家打击最大的是，肯达尔先生告诉他们说主人被埋在意大利，不可能运回家乡埋葬了。

“菲利普先生，对这一点，我们都很不满意，我们认为艾什利先生并不愿意被埋在异国他乡。”

我无言以对，默默上了马车，让他们送我回家。

真是奇怪，一看见自家的房屋，过去几周的感情波动及疲劳之苦顿时烟消云散，所有的紧张和压力都一扫而空，尽管经历了长途舟车劳顿，我却感到很轻松、很安逸。现在是下午，日照西窗，阳光洒满灰色的屋墙。马车经过二道门，爬上山坡来到家门口，那几只狗在那儿等着迎接我。可怜的斯考比像其他佣人一样，臂上戴着黑纱，当我与他握手时，他几乎要崩溃了。

“菲利普先生，你走得太久了，”他说，“我们真担心你会像艾什利先生一样发高烧。”

我进餐时，他在一旁服侍，充满了无限的关怀，十分担心我的身心状况，担心我的身体。令我庆幸的是，他没有问一些类似于我欧洲之行以及主人的病情和死因的问题，而是一个劲儿说他自己和家里人对此事的反应。譬如钟声如何响了一整天，牧师说了些什么，都有谁送了花圈。他的叙述中时不时插入对我一种新的称呼方式，我是菲利普“先生”，而不再是菲利普“少爷”了。我注意到马车夫们在称呼上也有同样的改变，这是我始料不及的。然而奇怪的是，我却为此感到心里暖融融的。

用餐完毕，我上楼去自己的房间看了看，又下楼去了书房，然后踱到院外，心里充满了一种令人奇怪的愉悦之情。这是我自安布鲁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