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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过桥牌的第二天早晨，范・霍珀夫人醒来时喉咙发痛，体温高达一百零二华氏度。我给她的医生挂了电话，医生立刻跑来，诊断她患的是普遍性流行感冒。“你必须卧床休息，没有我的允许不要起来。”医生吩咐她道，“你的心跳声音很不正常，如果不安安静静地躺着就好不了。”接着，他又冲我说道，“依我看，给范・霍珀夫人请个专职护士。凭你是不能让她痊愈的。护理两个星期左右就可以了。”

我觉得这种想法太荒唐，于是就提出了不同意见，可让我感到惊奇的是，范・霍珀夫人竟然同意了医生的建议。她一定是想把事情闹得沸沸扬扬，以赢得人们的同情，让朋友们来探望、写信表示慰问或向她献鲜花。她已经开始对蒙特卡洛感到厌倦，这场小病可以增添些情趣。

护士将给她打针，并施以轻度的按摩，而她将吃规定的食品。护士一来，我就走开了。范・霍珀夫人体温已经在逐渐下降，她靠着枕头坐在床上，身披最华贵的睡衣，头戴缀着丝带的闺房小帽。我为自己轻松的心情感到十分惭愧。打电话给她的朋友，推迟了她原打算当晚举办的小型聚会后，我就下楼到餐厅里吃饭，比平时早了足足有半个小时。我心想餐厅一定空荡荡的，因为在一点钟之前，通常没有人用餐。除了我们的邻桌，这儿的确空无一人。这种意外的情况使我猝不及防。我原以为他已经到索斯帕尔去了。毫无疑问，他这么早就吃饭，是害怕在一点钟碰上我们。我已经走到了餐厅的半中间，不可能返回了。自从前一天我们上了电梯后，我一直没见过他，他肯定是有意躲我们才没来餐厅吃晚饭，而今天他提前用午餐可能是出于同一原因。

我经验不足，难以应付这种局面。我真希望自己的年纪能大些，城府深些。我目不斜视地走到我们的餐桌前，立刻就因为动作笨拙而受到了惩罚，在展开餐巾时碰翻了那瓶硬挺挺的银莲花。花瓶里的水浸透了桌布，流淌到我的膝盖上。侍者在餐厅的另一端，没看见这情景。不过，一转眼的工夫，我的邻桌就站到了我的身旁，手里拿着块干餐巾。

“你不能守着湿桌布吃饭，”他语气粗鲁地说，“那会让你食不下咽。不要待在这儿了。”

他动手擦起了桌布，侍者见出了乱子，急忙跑过来帮忙。

“我不在乎，”我说，“我真的一点关系也没有，反正就我一个人坐在这里。”

他一言未发。侍者过来后，把花瓶以及散了一桌子的鲜花都收拾干净。

“不用再清理了，”他突然对侍者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