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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宗有能力，但不能否认他对文官过于优厚了。
他在位不到一年的时间，却能得到一个仁宗的庙号，恐怕也与此有关。
到了宣德年间，宣宗面对庞大的文官集团，就只能推出司礼监来制衡了。
而且，仁宣时期，明朝是大规模的缩边，安南就是在宣德年间丢的，直到嘉靖年间才又收回来。
等到正统年间，英宗继位，英宗年幼，无法理政，朝政就由张太皇太后和三杨把持。
趁着英宗年幼，文官集团可是攫取了不少的利益。
直到三杨之一的杨荣去世，英宗才开始真正的亲政，等到杨士奇去世，英宗才算是能够掌握朝政。
待到土木堡之变，勋贵武将战死了一部分，但还有一部分。
剩下的这一部分，由于大多都是英宗的亲信，或被冷藏，或被打压。
典型代表，就是靖远伯王骥。
王骥虽然是文官，但他是因为平定麓川，因军功获得的靖远伯爵位。
土木堡之变发生前后，王骥正领大军在湖广一带平定苗乱，当时的朝廷做了一个很耐人寻味的举动，国榷是这么记载的：都督佥事陈友为都督同知，选南京兵千人，赴靖远伯王骥行营。
千人，去支援作战，未免太少点。所以就有人推测，这就是去监视王骥的。
因为王骥手里有军队，最重要的是，他是英宗的亲信。
过了一段时间，王骥直接就被调到了南京，坐了冷板凳。
等到夺门之变的时候，王骥都七十多了，亲自披甲上阵，并将儿孙带在身边，誓要迎回英宗。
同样的，土木堡之变后，大同总兵官广宁伯刘安入京被劾下狱，大同镇守太监郭敬下狱，领三千营忻城伯赵荣怠玩下狱。
与之相反，离土木堡更近的宣府总兵杨洪，却是一路的加官进爵。
土木堡之变后，死了的勋贵武将是死了，活着的勋贵武将大部分又都是英宗的亲信，他们还不敢用。
这就必然会导致勋贵武将的没落，此消彼长，文官集团则趁机做大。
不仅免了江南地区的一些税，而且还染指军权。
原来兵部只有调兵权，没有带兵权，可就是在土木堡之后，身为兵部尚书的于谦就有带兵权。
说的不好听一点，明朝文官染指军权，就是从他于谦开始的。
不得不承认，土木堡之变最大的利益获得者，就是于谦。
正统十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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