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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专制君主。
而对于基佐来说，1820到1830年是他最难熬的十年。
他回到了大学潜心治学，对学生和社会大众宣讲他的思想，还出版了许多历史方面的着作。
《欧洲代议制起源史》丶《法国史概论》丶《有关英国革命回忆录集》丶《17世纪英国革命史》都是这一时期的着作，而单是从基佐的选题就能看出他到底想要说的是什麽。
所有人都知道他是现政府的异见者，但基佐从不主张采取暴力手段去推翻现政府，而是坚持合法斗争才是解决问题最好路径的观点。
而政府对于基佐观点的回答是——他们取消了基佐在索邦大学开设的所有课程。
不过这并不是令基佐最感到煎熬的事情，他最痛苦的是：当路易十八病逝，查理十世继位后，禁止移民，重启对渎神者死刑的条例法案一个接一个的出炉。
议会内部也因此出现了巨大的割裂，以夏多布里昂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自由派认为这纯粹是历史的倒车，是在压制自由，亵渎天赋人权的思想。而以布尔多涅为首的极端派则认为对于大革命的清算还远远不够。
更令基佐几近崩溃的是，与他相恋多年，大他14岁的妻子，女作家褒琳·德·莫兰病逝了。
或许是为了安慰丈夫，又或许是为了让他永远记住自己，褒琳在弥留之际帮基佐安排好了下一段婚姻，她将自己的侄女介绍给了丈夫，亲手帮他续了弦。
而褒琳在离开的时候，仿佛也顺手将丈夫的坏运气一同给带走了。
查理十世倒行逆施的恶果终于显现，为了平复国内愈发动荡的局势，他不得不进行了内阁改组，而基佐在索邦大学的课程也得以重新开设。
在索邦大学中，历史学的基佐，哲学的库赞与文学的维勒曼组成了索邦大学的学术三剑客，他们在一起公开联合授课，每次课程都能吸引来数千名市民自发前来听课。
这些市民当中既有年轻贵族，来自中等阶层的学生，也有下层社会的小商贩和士兵，甚至还夹杂着许多外国人。
而雨果丶大仲马丶维尼等浪漫派文人也经常会来到索邦大学聆听基佐的慷慨演讲，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如今在巴黎各行各业都有基佐的不记名学生。
这样的公开授课自然也使得基佐的名声越来越大，俨然成为了君主立宪派的领袖人物。
而在七月革命之后，路易·菲利普在解决完国内的动荡局势后，也打算重拾路易十八时期的中间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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