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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写一个没落贵族家庭的凄凉景象。有人称之为日本版的《樱桃园》（契诃夫著）。小说出场人物主要是四人，但作者着笔刻画的是两个人物，即女主人公和子和她的弟弟直治的生存状态。
和子在短暂婚姻失败后，回娘家生下了死婴。父亲病故，胞弟出征，与病弱的老母二人相依为命。因没有经济来源，母女俩不得不卖掉宅邸，过起了自食其力的乡下生活。和子在坎坷境遇中经受了锻炼。因偶然一次交往，弟弟的前辈——颓唐的小说家上原二郎的放浪不羁令和子想入非非。她决意和上原生个孩子，来摆脱自己的生活困境——“完成自己的道德革命”。其实上原不过是挂着作家头衔的无赖，并不是否定一切权威的“自由精神的追求者”，和子将自己比做德国女社会主义者罗莎·卢森堡，作为第三者痴爱上原，使得其“爱情”带上了滑稽的色彩，犹如落水者想要拼命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一般，同时也体现了超越喜剧的女性的生命力。
《斜阳》成功塑造了和子这样一个富有代表性的“真实女性”，她不但以柔弱之躯支撑摇摇欲坠的家计，照料母亲，还不放弃寻找新生之路，并在某种程度上如愿以偿。她作为颓废青年直治的反衬人物，更加有血有肉。透过这个想要放下身段，在俗世中活下去的女人，也可看出作者内心的挣扎。
与和子相反，弟弟直治无法在这堕落的时代苟活下去，最终走向毁灭。他与上原的交往根本无法挽救他，因为上原不过是通过否定人生来肯定自己的虚无主义者，而直治本质上是一个因对人性产生怀疑而烦恼，无法忍受高贵的美和伦理衰落的贵族青年。直治努力向“庶民性的庸俗”妥协，却始终没能如愿，可谓名副其实的精神贵族。
面对民众极端贫困化和精神荒废的战败后的日本，太宰治感到日本人丧失了基本道德以及日本传统的美意识，于是天生的反俗感便充斥在他虚构的人物身上。直治认为“人都是相同的”是非常自卑的说法，不但轻看他人，也轻看了自己，是让人放弃一切努力的托词。直治厌恶庸俗的“平等主义”思想，宣称：“我是贵族！”他无法忍受民众的卑俗，也无法忍受上原的庸俗。面对上原的具有日本传统女人美德的妻子，直治竟然说不出“我喜欢你”这句话来，可见他永远不会成为上原那样的无赖。他的贵族气质也传承着日本日渐衰败的美。
《樱桃》（1948）是太宰去世一个月前发表的。他自称是“夫妇吵架小说”，实际上通篇都在诉说自己悲惨的处境，为自己辩解，思考自杀的事情。作为不能尽责的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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