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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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向一位医生请教，如果那小女孩继续待在那种环境里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他的回答给了我们一条我们一直在寻找的理由。不到四十八小时，出于人道的而非政治的原因，母女俩获准出境，到了墨西哥。

但是，最令人沮丧的例子莫过于一九七九年我为营救被萨尔瓦多游击队绑架的两个英国银行家所做的努力了。他们俩一个叫伊恩·梅西，一个叫迈克尔·查特顿。由于双方没能达成协议，这两个人在四十八小时之后就要被处决了。这时，奥马尔·托里霍斯将军应被绑架者家属的请求，给我打了个电话，要我设法营救。我立即通过许多中间人向游击队传递了信息，很幸运，信息及时送到了。我只要求立即就赎放问题进行谈判，他们答应了。我于是请求当时住在昂蒂布的格雷厄姆·格林，要他做英国方面的工作。游击队和银行方面谈了整整四个月，我和格雷厄姆·格林根据事先讲好的条件，都没有参加谈判。但是，只要出现了障碍，其中一方就会来找我，以便恢复谈判。后来银行家被释放了，我和格雷厄姆·格林都没有收到任何致谢的表示。不感谢倒没有什么关系，只是让我非常惊讶。后来，我左思右想，才恍然大悟：我和格雷厄姆·格林把事情办得太圆满了，以至于英国人认为我们是和游击队一伙的。

门：许多人把你看成是加勒比地区的巡回大使，当然啰，还是位好心眼儿的大使。你是卡斯特罗的好朋友，但同时也是托里霍斯、委内瑞拉的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哥伦比亚的阿方索·洛佩斯·米切尔森和桑地诺分子等的好朋友。你是一位权威的中间人。是什么促使你承担这一使命的呢？

加：你刚才提到的三个人正好都是在加勒比地区的关键时刻执政的，应该说，这是一个相当幸运的巧合。只是很遗憾，这几位具有合作精神的人物，都没有能够工作更长时间。在一段时间里，他们三位和古巴的菲德尔·卡斯特罗以及美国的吉米·卡特协调，原本可以使这个冲突频繁的地区朝着一条非常美好的道路前进。他们保持着颇为积极的接触，互通消息，对此我不仅可以做证，而且我还曾经尽可能地跟他们合作过。我认为，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对我来说，它们是一码事，真不懂为什么要起两个名字）正处在历史的紧要关头，而且也已具备摆脱长久以来的困境的成熟条件。但我也认为，美国不会允许他们这样做，原因是这意味着美国得放弃他们长久以来一直享有的极不合理的特权。尽管有着种种局限，卡特毕竟是近年来加勒比地区最好的对话者，而托里霍斯、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