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编 中国国民性改造史 第十五章 梁启超：国民性改造的奠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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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精英们痛切感受到国民性问题，是在戊戌变法之后。被西方坚船利炮轰开大门以后，中国人一直在苦苦思考失败的原因。人们的第一个反应，是武器不行。花巨资购买了最新式军舰，结果甲午海战中仍然一败涂地。

痛定思痛，精英们认为关键是政治制度，于是又发起戊戌变法，结果百日而败。精英们得出的第三个结论，是“国民性”不行：没有好的国民，无法建立新制度。就好比没有坚固的地基，建不起参天大厦。

梁启超回顾戊戌变法期间，他和其他政治精英竭力呼号于庙堂之上，举国却如梦如睡，鲜有应者。变法被慈禧太后镇压之后，数万万民众也仍然昏昏如睡，没多少人认识到这场变法与自己的命运息息相关：敢情整个变法不过是他们几个人唱了一出独角戏。这种情形，用麦孟华的话说，就是“中国民气散而不聚，民心默而不群，此其所以百事而不一效者也”。没有民众的配合，任何政治改革都无法进行；没有合适的土壤，再好的种子也无法生根发芽。因此，梁启超提出了新的救国理念：一个国家改良的前提，是先培养出新型的国民。这就是“新民说”的由来。192年前后，梁启超以《新民说》为题，连篇累牍地写了大量文章，痛陈中国国民性的问题。这些文章如同野火燎原，在中国知识界引起强烈反响，国民性改造运动从此兴起。

当然，国民性这个词并不是梁启超创造，而是晚清以来闯入中国与沉睡千年的中国人迎面相撞的西方人首创。这些老外罗列了许多感性的词汇，比如“麻木”“迟钝”“欺瞒”“精明”“迷信”“不精确”……，用来表达他们对中国的第一印象。这些描述失于杂乱感性，其中许多还自相矛盾。而梁启超的总结无疑比老外们系统得多。他认为，中国人的第一个缺点是“奴隶性”，甘于忍受暴君异族的统治，不敢起来反抗；第二个缺点是一盘散沙，不团结，只重私德，不重公德；第三个缺点是“民智低下”“智慧不开”，依赖成性，遇事退缩，缺乏尚武精神和进取气质。梁启超的思维焦点很清楚，他所总结的这些，都是长期专制统治在中国人身上留下的与现代政治文明不适应的烙印。梁启超说，中国要变成一个宪政国家，中国人就要从过去的“老百姓”变成“现代公民”，要培养起国家意识、公德意识和尚武精神。

走向现代过程中遇到国民素质问题，是“后发国家”的普遍现象。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知识分子也纷纷痛批传统日本人明哲保身、事不关己、自私自利，那声调听起来和梁启超们如出一辙：“人民……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