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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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庆成

美国魏斐德（Frederic Evans Wakeman, Jr.）教授的《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出版于1966年，但今天读来仍富有启发借鉴的价值。

清代中国的主要“大门”是广州。“陌生人”（Stranger）的另一中文意思是“外国人”。顾名思义，《大门口的陌生人》是与外国人闯入中国大门的历史有关的，是关于鸦片战争和外国对中国的侵略的。然而这本书的特点在于，它主要不是正面研究鸦片战争和英国侵华史，而是以英国侵略中国的两次鸦片战争为线索，研究这一历史时期广州和广东省的社会动态，研究在这样的背景下广东的各阶级、各社会集团如官府、绅士、团练、农民、宗族、秘密社团等对外国的态度、各自的活动、相互间的关系以及这些态度、活动和关系的变化，从而揭示中国近代史开始阶段的某些趋势。这是一种别开生面的研究。这种观察历史的角度和研究方法，对我们很有启发意义。

在中国近代史领域里，我们不乏关于帝国主义侵华和关于国内政治斗争、革命斗争历史的优秀著作，但它们大抵限于研究侵略和被侵略关系的事实本身、研究这些政治斗争、革命斗争本身，而较少注意它们所引起的中国社会内部各种成分的动态和变化。这当然不应苛求这些著作，它们本来可能就是以探讨这些事实为己任的。问题在于我们的全部历史研究过分地专注于政治史、政治斗争史而忽略了研究社会、研究社会史的意义。关于历史的内容和研究的对象，事实上有各种不同的理解。我赞成“历史就是过去的社会”的看法。如果历史只是过去的政治、对它的研究不扩展及于过去社会的各方面，那么，对过去的认识肯定至少是不全面的。《大门口的陌生人》的作者以“社会史的观点研究外交史”，启发我们认识到历史研究层面之宽广；对于中国学者说来，只要开拓了历史的视野，即使是一个似乎已很熟悉的课题，仍然可以发掘出深入的历史认识而不致有山穷水尽的困惑。

魏斐德教授对太平天国的性质和根源提出问题，层层追踪，结果变成了“另一种研究，即分析一个新的历史单位：广州、广东、华南”（见本书“导言”）。他提出了“致力